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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南农村插队两年，那段经历也令我难忘。
回头读两本书，长处都在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大判断”
往往经不起推敲，也证明了我的强项在此而不在彼。
《城与人》之后，我至今仍然有对“城市”
的兴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
态度，对近几十年的“城市改造”
随时怀了忧虑。
而乡村则是另一个关注的方面，尤其对于“空心化”
带来的乡村文化生态的不可逆的变化，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局。
陈定家：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堪执牛耳的实力派学者。
《艰难的选择》等著作为您开辟了坚实宽广的学术道路，按常理说，接下来应该是您推出相关研究成果的高峰期，风头正健，人生也步入了黄金岁月，但这个时候，您却出人意外地放弃了现代文学研究这块优势阵地，移师当时“没有本钱”
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这无疑是一次学术冒险。
这么多年过去了，可否说说，您对这次学术转型的心态与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赵园：我的转向明清之际，转向史学与文学之间，是在提倡“跨学科”
、“越界”
之前，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既不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因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国内形势，也与学术界的“潮流”
无关——当时的我，由于缺乏外语能力，很封闭，对国外学术潮流几乎一无所知，也缺乏了解的渠道。
至于被认为“暗合”
了某种取向甚至理论，则更像是巧合。
我的动机，无非是在已有的研究陷入停滞后，寻求挑战，试探自己的可能性，希望再次激发学术热情。
那确如你所说，是一次“学术冒险”
。
我是像沟口雄三先生所说的那样，“空着双手”
进入明清之际的那段历史的。
这么说也不十分准确，因为我的手中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积累。
这对我很重要。
这一点，要在这以后的学术工作中，才被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这次转折对于我至关重要。
我至今仍然认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很明智——这不止是由“成就”
的角度，更是由自我丰富、提升的方面衡量。
进入新领域后，我有了机会接触学术经典，接触学术大师的作品，经历了重新学习做学术的过程；也有了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作学术交流。
尤为难忘的，是与台湾同行的交流。
这种机会，是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不能得到的。
陈定家：有人说您是历史学家中文学叙事派，是文学研究队伍里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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