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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您理解的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赵园：学科壁垒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大活人何苦要画地为牢？记得一些年前，在一个场合回答提问，我说非驴非马，是个骡子有什么不好？这句话似乎也是别人说过的，我不过拿来自我辩解或解嘲罢了。
时下鼓励“越界”
，我的选择的正当性已无需解释，却仍然有必要鼓励年轻学人作这类尝试。
古代中国的学术，文史本不太分。
亦文亦史，前辈学者就承接了这种传统。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文学还是史学？倘若用了现在通行的尺度，能不能通过学术刊物的审稿程序？可不可以用来评职称？
我自己不大考虑专业归属，想的是如何调动自己全部储备（包括能力），力求使“题无剩义”
，而非符合某个学科既经形成的评价尺度。
“历史学家中文学叙事派”
或“文学研究队伍里历史学家”
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与专业背景有关。
事实上在做“明清之际”
的二十多年间，我主要是在向优秀的史学著作学习，获益极多。
但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对我的意义绝不是负面的。
对这一点，越到后来体会越深，也越有自信。
陈定家：我注意到，您写过一些学术自述，也接受过各种访谈，您在那里谈到了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甘苦。
但我仍然希望知道，您如何看自己的学术工作的得失，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与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
赵园：回头看，我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中，较为经得住时间的，是作家作品研究。
这一点，刚才已经提到了。
即如论萧红的，论骆宾基的，论凌叔华的几篇。
所以经得住时间，是因为写作家论必须面对作品，而有可能不过分依赖流行的理论框架。
那一时期也确实有活跃的审美感受力——我发现这是最容易失去的一种能力，与年龄与经历都相关。
一旦失去，就难以再次获得。
读自己的旧作，我常常会暗自惊讶，同时庆幸：幸而写在了当时；过了那个时候，就难以写出，硬写，也决不会精彩。
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
的几部著作中，第一部少一点遗憾。
《艰难的选择》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分别是两段学术经历中的初作。
那当然是很不同的两本书，但在“投入”
、“切身”
、“痛痒相关”
上相近。
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较之写《艰难的选择》，更有初次踏入陌生领域、与对象不期而遇的兴奋，偶尔会“文思泉涌”
，因知之不多，反而较少顾忌，有可能写得酣畅淋漓，使内心深处的**得以释放。
那种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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