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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82年，卡路斯和卡里努斯父子也实行过类似的分区共治。
第三，元首制的经济危机。
就像罗斯托夫采夫所说，早期“帝国最大的弱点既不在于行政组织的败坏，又不在于城市浪费金钱，甚至也不在于急需保卫边境以防御侵略战争；最大的弱点乃在于帝国整个组织的基础（特别是经济基础）脆弱不堪”
[84]。
早期帝国的税制有很大弊端，由于各行省的情况千差万别，帝国各地的税收并不统一，其税率大多沿用旧例。
由于税率缺乏弹性，国家收入有限，而且各地欠税很多。
据统计，公元2世纪早期仅意大利一年就欠税1500万狄纳里乌斯；公元1世纪早期中部希腊的欠税超过其数额的12%；公元1—2世纪埃及某些年份和地点的欠税达到或超过其数额的50%。
[85]在和平时期，帝国财政大体上能收支相抵，但自公元2世纪末期以来，随着边境多事和奴隶制经济衰退，帝国财政捉襟见肘。
在3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国的城乡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农村中拖欠税款的情况非常严重。
各行省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断，对外贸易也无法正常进行。
正规的税收体制已经很难维持下去。
为了应付财政匮乏的状况，元首减轻钱币中贵金属的含量，加入大量贱金属，这导致货币大幅贬值。
在塞维鲁时期，标准金币的贵金属含量从奥古斯都时期的98%降至50%，金币和银币中的贱金属占到50%～60%；在伽里恩努斯和克劳狄二世（公元268—270年在位）时期，安敦尼银币的贱金属含量分别上升到90.95%和98.5%，最后成为含银量稍高于1.5%的铜币。
货币贬值引起物价飞涨，在公元2世纪正常情况下1摩底小麦的价格为12狄纳里乌斯或更低，但公元301年戴克里先颁布的价格敕令把小麦的价格固定在100狄纳里乌斯1摩底（低于市场价格），是前者的200倍。
[86]可见当时物价的狂涨程度！
通货膨胀也使传统税收大幅缩水。
统帅们问鼎元首职位的重要筹码是军队，而赢得军队的支持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
对每一个僭位者或合法元首来说，他们的要务就是为军队敛取钱币、粮食、军服和武器装备等，而他们谁都无暇也不愿以合法的方式行事和约束自己，把自己的敛取限于国家正常收入范围以内。
因而，之前仅仅用以应急的临时征用成为惯例。
“罗马国家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正规的预算……在紧急情况下，皇帝无后备金可资，而他们又不曾设法逐渐加税以增添正规的收入；通常弄钱的办法就是按照城邦的原则取之于民，或以临时税的名目，或靠征收和抄用。”
[87]就像狄奥多尔·蒙森所说，罗马帝国经济领域的危机，是引起政治领域危机的主要原因。
[88]
图5.33夕阳下的帕尔米拉遗迹
图5.34帕尔米拉遗迹
第四，城市自治的衰退。
帝国早期缺乏一个完善、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因而官员数量有限。
在奥古斯都时期，元老院行省总督和军团长官约为52人，骑士财务官25人，在行省任职的元老和骑士不超过100人。
[89]官员数量的有限意味着帝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治城市和有组织的公民公社来维持统治，官僚体制仅系一辅助机构和监督机构。
在城市管理上，元首的新政府体系与旧共和机制并存。
一方面，城市被纳入帝国的政府体系，其大政方针、军事外交政策都由帝国统一管理。
另一方面，城市实行自我管理，其管理机构主要有市议会、公民大会和市政官员。
市议会是自治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大都由100位年龄在25岁以上、财产不少于10万塞斯退斯的市元老组成。
市元老（议员）负责城市的管理、赋税的征收等事务，他们主要来自卸任的行政长官，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元老和骑士等级。
市政官员主要有审判官（duoviriiuridido）、营造官和财务官。
罗马政府极少干预城市事务，如果说它也有所干预的话，那只是协助城市使其对事务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而已。
自公元2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公元3世纪以来，城市的自治权力逐渐衰落。
首先，这与城市财政紧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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