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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村民而不叫人民，也不再仅是称谓的差别，而是在政治上承认，身在乡村的人民，正在受到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某种压制。
应该坦率地说明，为身在乡村的人民专门法定一个委员会，是要对抗那些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种种针对乡村人民的丑行。
然而，这类所谓的村民委员会，又能在实际上做些什么呢？
譬如它将面对的法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比例上，每九十六万农村人口才能选举一名代表，而每二十六万城镇人口就能选举一名代表，前者是后者的近四倍。
如此分配政治资源的规定直接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而它的法源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如果有如果的话，只需将其中比例取消，还农村人口与其他任何特定人口同等的政治尊严，乡村的诸多问题，又何必需要用感情来维系！
用良心忧郁，用灵魂伤感：乡村只剩下四分之一尊严，乡村只剩下四分之一情感，以选举权为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制度的规定下，一切都会以四分之一为限度，所以才有本是普照大地的阳光雨露也只会给乡村以四分之一。
与一切城市相同，风情万种的黄州，不只用浪漫的诗词歌赋送大江东去，那诡谲的政经军事真个是浪淘尽千古风流。
笼罩在历史烟尘下日常岁月的黄州，一直在扮演着鄂东政治风向策源地的真实角色。
有钱人家过年时，请一条龙灯来家门口戏耍祈福，普通的便无事，若是特殊了，譬如龙灯大到须有二三十人才能玩得动，譬如在家门口开了二三十桌流水席，用不着刻意传信，随随便便地就会在当晚引起黄州城内从不缺少的强力机制的警觉。
挪到大水井那地方，情况就不同了，不要说自家的龙灯想玩多大就能玩多大，那几十里山山水水之域，百把几十条大小龙灯都来朝拜，也不过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乡风习俗。
往附近的落水洞中投入一节漂流得最为快速的楠竹，顺着清江急流汇入长江，没有一个月到不了汉口码头。
若有快马，又能像七八月间的洪水**没有拦阻，到达最近的政经中心宜昌或荆州，也得七八十来天。
然而，对于大水井这样苍茫的乡村，宜昌、荆州那等规模的城市根本无力作出最低限度的干涉行动。
在如此乡村去处，修建有九十九间房舍的大宅，不事声张地成为地方王者，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合谋。
这类王者，自然要成为乡村利益的守护人而非其他。
毕竟乡村是他们能够成为王者的社会基础。
所以，对外来势力进行亦明亦暗的抵御，就成了他们天然使命。
那么，后来出现这类阶层的悲剧性结局，基本上也是乡村社会在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整体失效的预告性写意。
做一片云得有使灵肉缥缈的天空，为一滴水需要让身心**漾的池塘。
是鸟，就不能没有翅膀。
是鱼，就不能丢掉鳃鳍。
得天佑自然，蝴蝶一定属于花丛，柳絮一定属于清风。
有智者承前愚人启后：任何社会都不能失去自身的中坚力量。
以普遍规律来认知，那些在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肤浅的阶层，断无主导历史进程的可能，也难以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可能性进行及时监护。
失去中坚力量的乡村，一如大别山中那些将堤破了，不再设防的季节性河流。
秋冬枯水，行车走路确实方便许多。
不到桃花汛起，不到山洪暴涨，像炊烟袅袅的日子里，即使是有心想到了，也懒得去着急。
一年去了，一年又来，被岁月打磨成了随方就圆的乡村性子，只会在浊浪滔滔扑进家园的时节才冷不丁地作一下改变。
有锣的人家提着锣，没有锣的人家便使劲地敲击女人陪嫁带来的铜脸盆，任何响器都没有的人家，就只好扯着嗓门呼天喊地：大水来了！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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