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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史记》一书记载，1966年8月，北京市大兴县发生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
从8月7日到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
及其家属被杀害，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据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底四十天中，北京市有1700多人被活活打死。
“四类分子”
有的成分不好，有的戴有这样那样的帽子，但他们归根到底是老百姓，在人格上大家是平等的，不论在什么制度下，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
那么当时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人，凭什么对他们大开杀戒，甚至灭族灭户？那个只下生38天的孩子，连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判了死刑，天理何在？人道何在？其实这只是成千上万事件中的一件。
“文革”
期间，有多少人举着“文革”
的大旗，像踩死蚂蚁那样，轻而易举地置人于死地。
应该说，“文革”
运动，将一些人的残忍、恶毒的本性推向了顶峰，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惨剧。
“文革”
结束后，一些借“文革”
之力干尽坏事的人却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真是“聪明”
得很。
我觉得，在“文革”
中干了伤天害理的人应该受到追究，而“文革”
中昧了良心者应该忏悔。
视人命如草芥是野蛮社会的特征，与“革命、进步、文明”
背道而驰，而打着“革命”
的旗号，涂炭生灵的运动得以泛滥，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与自省。
记得陶行知在《中国的人命》一文中说：“中国要到什么时候翻身？要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这段话写于几十年前，如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感受到它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原载2001年9月16日《福建人才报·黄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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