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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导论是文学原理或概论的一个补充和延伸，而不应只把它作为提供给文学原理的另一类例证。
换言之，假如将翻译文学理论完全放在现有的文学理论的体系框架中，那么翻译文学实际上就只能是给一般文学理论提供一点例证而已；假如翻译文学理论不能为文学理论提供新的独到的理论创见，那么翻译文学理论就可有可无。
严格地说，中国的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也绝不是一无所有的空白状态。
相反，从古代佛经文学翻译到晚清以降的纯文学翻译中，翻译家和译学理论家们对翻译及翻译文学发表了大量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虽然大都处在“经验谈”
的状态，讲的大都属于翻译的实践论问题，基本上还是片断的、感性化的、不系统的。
但这些“经验谈”
却是我们建立中国翻译文学本体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假如抛开了已有的翻译文学的理论资源与遗产，任何一个学者都无法凭空建立起中国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如果有，那恐怕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翻译经验加以阐发，加以提升，加以系统化，集片断为整一，使片面为全面，变散乱为有序，化矛盾为统一，擢感性为理性，由“技”
进乎“道”
，使各种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提出的见解都找到自己的理论定位——把那些“零部件”
加以“打磨”
，“安装”
在正确的位置，使其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显示出它们在理论构建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然后对缺少的部件和环节，还要尝试着加以创制和补充。
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独具特色的理论框架，并且用这个框架来统驭、整理和阐释已有的翻译文学理论遗产，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实践与理论的成果加以梳理、阐发和提升，使之更为体系化、学科化。
我认为，现在来设计中国翻译文学的理论体系或框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
首先，翻译文学史的研究、翻译家及其译作的个案研究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在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史上，我们已经形成若干稳定的概念范畴，如“信、达、雅”
，“直译”
，“意译”
，“复译”
，“转译”
，“神似”
，“化境”
等。
近年来又形成了“翻译文学”
、“文学翻译”
、“译作”
、“译学”
等新的概念体系。
这些都为我们进行翻译文学的理论建构打下了基础。
因此，我们不必，也不能生硬套用相邻学科——如哲学、美学、阐释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模式。
套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模式，沿用它们的概念范畴，当然比较便当，有时也许可以收到提升翻译文学理论档次之功效，但却无助于对翻译文学理论的独特性的揭示，也无益于翻译文学理论本体的建构。
假如像现有的某些著述所做的那样，要么简单地将翻译学中的概念转换为美学概念，如将原文称为“审美客体”
，将译者称为“审美主体”
等；要么以翻译为借口，谈的却是西方美学与哲学，将翻译文学这样一种文艺对象加以玄学化，将译本这种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加以抽象化，那就不是要说清翻译及文学翻译是什么、怎么样，而是越说越“复杂”
、越说越“高深莫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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