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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本体概念，就使得“翻译文学”
有了同“外国文学”
这一本体概念对等的资格，因为两者都是本体概念。
所以，要论证“翻译文学”
不等于“外国文学”
，主要还应该从确认“翻译文学”
的独立的、本体的价值入手。
而要确认“翻译文学”
的本体价值，归根到底就是要确认“翻译文学”
是不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是不是一种“文学创作”
。
中外翻译文学史的史实特别是近百余年来的翻译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翻译文学是一种创作。
众所周知，西方翻译史从古代罗马时期直到20世纪，有一条源远流长的文艺学传统，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们主要从文学翻译的实践中总结了文学作品翻译的规律和实质，形成了翻译学中的“文艺学派”
，他们区分了宗教翻译与文学翻译的不同，认为文学翻译的特点是其创造性，强调译作要注重艺术效果。
20世纪初，法国文学理论家埃斯卡皮提出了所谓“创造性叛逆”
的命题。
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又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里。
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3]我国翻译家郭沫若在《谈文学翻译工作》（1954）一文中也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原作。
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
翻译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于原语外国文学的一种创作，首先是由翻译的性质和文学作品的性质所决定的。
文学语言、文学形象本身的多义性、暧昧性，翻译中跨文化理解的伸缩性、差异性，使文学翻译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外国文学的字与句次的绝对忠实的描摹和复制。
尽管在中文翻译史上，文学翻译家也强调对原作的“忠实”
，但一切成功的、有影响的翻译文学的“忠实”
都是与译者的创造性相统一的。
而且，在各国翻译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文学大都是翻译家的创造性发挥得最为充分和淋漓尽致的。
例如，据谭载喜先生的《西方翻译史》一书的记载，19世纪英国杰出的翻译家、作家菲茨杰拉德在从波斯语翻译12世纪波斯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的时候，“把一些粗鄙的部分删掉，把表达同一意境而散见于各节的词句并到一起，把表达全集思想的几首改写一遍，最后还把其他波斯人的几篇塞进这个集子。
……几经修改，终于名声大振，获得巨大成功。
在19世纪二十多年里，这个定本翻印了二十五次，并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
[4]显然，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作为“翻译文学”
，与作为“外国文学”
的波斯文本的海亚姆原作是不同的。
这样的例子在各国翻译文学史上俯拾皆是，如俄国翻译文学史上普希金翻译的法国诗人的讽刺诗、20世纪美国人庞德翻译的中国汉诗、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著名的林译小说等。
也许有人说，这些例子是“不忠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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