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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编译”
、“译述”
的手法，用本土文学和本土文化趣味对原作加以改造，因此这一类翻译文学被本民族吸收较快，更容易使之成为本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种情形是自然地、非自觉地、无意识地吸收。
有些翻译作品在翻译伊始还被普遍当成外来的文学，但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地被本土文学吸收，成为本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个过程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
例如，古代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被译介到泰国和马来文学中，后来逐渐地被泰马文学所吸收，其中的罗摩、悉多等人物及有关情节也逐渐民族化，泰国人及马来亚人早已不把这个史诗看成是外国的东西，由此，翻译过来的印度史诗成为泰马民族文学的一个源头；同样的，印度的《佛本生经》作为宗教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东南亚诸佛教国家后，也逐渐被吸收到东南亚民族文学中，如在泰国出现了《清迈五十本生故事》等民族化的作品。
以中国文学为例，汉译佛经文学，在翻译当初，无论是“文”
派还是“质”
派的翻译家，都是把佛经及佛经文学看成是印度的东西，没有人把它拉入“中国籍”
。
但上千年过去之后，佛经翻译文学已经融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中了，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而印度的原本却大多已淹没不传了，现在的印度人假如要想系统地了解佛经及佛经文学，还需要反求诸中国。
再以纯文学为例，南朝时期的著名民歌《敕勒川》，原本译自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而现在它已完全成为汉文学中的一首名诗了。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这类翻译文学为本土文学所吸收要经过这种漫长的、逐渐的过程，那么，那些刚刚翻译过来不久的翻译文学，显然还没有经历这样的吸收过程，那它是不是本土文学的组成部分呢？尤其是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数量庞大，大多数作品以“忠实”
的翻译为追求，这类翻译文学的产生不足百年，短的刚刚问世，显然还没有为中国文学所充分吸收，那它算不算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还没有被中国文学所充分吸收，这是事实，但只是还没有“充分”
吸收。
而“充分吸收”
几乎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问题在于它们已经处在了“被吸收”
的过程中。
翻译文学对我国作家的创作已经发生的影响，对读者已经发生的影响，都是翻译文学被中国文学所吸收的表现和标志。
当然，并不是所有译文都值得、都能够被吸收，有些劣译、庸译将被时间和读者遗忘、淘汰。
而有些优秀的译作在漫长的时间里却一直魅力不减，拥有广大读者，后来的译作难以与之诘抗。
叶君健先生在《翻译也要出精品》一文中，认为翻译文学的“精品”
就具有这样的品格，他说：“‘精品’是指一部作品被翻译成为另一种文字之后，能在该文字中成为文化财富，成为该文字所属国的一部分，丰富该国的文学宝藏。
翻译一部外国名著，也就意味着本国文字中原没有这样的佳作，把它译过来，给本国文学增加一份财富。
但有个条件，它必须在本国文字中具有高度的艺术和欣赏价值，能给读者带来新的东西，能使读者在阅读时得到快感。
这样的翻译作品，一旦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就会慢慢地成为译者本国文学财富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9]“这样，一部外国名作品就‘归化’到了本国文学领域中，而不是‘外国作品’了。”
[10]而在读者的眼里，叶先生所说的这样的译作精品与原作的差别界限也就会逐渐被淡化。
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如果说起初读者读了朱生豪的译作，更多的是在通过朱的译文来接受莎士比亚，那么久而久之，读者的注意力就会逐渐由莎士比亚转向朱生豪，意识到那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亚”
。
原先被原作家遮蔽了的译者、被“原文”
遮蔽了的译作逐渐被强调出来，翻译家及其译作的独立价值被凸显出来，以至于即使出现了新的莎士比亚的译文，即使有读者能够直接读莎士比亚原文，朱生豪的译作仍然值得一读，仍然不能被取代。
这种情形表明朱生豪的译作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已经或正在被本土文学所吸收，成为中国翻译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独特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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