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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者要有研究”
。
茅盾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1921）一文中认为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
。
郁达夫在《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1924）一文中，提出了“学、思、得”
三个字，分别从知识背景、原作家、原作品三个方面，提出翻译者的内在条件。
所谓“学”
，即对于翻译对象及其背景知识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他以泰戈尔、拜伦的作品翻译为例，说明必须在动手翻译之前研究原作者所在国家的传统思想、风俗、习惯，原作者所处的环境，并阅读原作者的主要作品及传记材料，然后才能从事翻译；所谓的“思”
，就是深刻领会原作者的思想意图，他说：“但我想我们既欲把一个异国人的思想丽句，传给同胞，我们的职务，终不是翻翻字典可以了局，原著者既费了几年的汗血，付与他的思想以一个形式，我们想传他的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至尾，设身处地的陪他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
；所谓“得”
，就是“完全了解原文的精神”
。
而要做到这些当然很不容易。
对此，翻译家傅雷也深有体会地写道：“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
即或理解，亦未必深切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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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文学史上看，翻译家与研究家兼于一身，是我国翻译文学家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古代佛经翻译文学中，大部分翻译家都是佛学家。
在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优秀的翻译家同时都是外国文学的研究专家，如印度文学翻译家季羡林、金克木等，又是印度文学研究家；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叶渭渠等，也是日本文学专家；俄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曹靖华等，又是俄国文学研究家；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柳鸣九等，也是法国文学研究家；德国文学翻译家张玉书、叶廷芳等，同时也是德国文学研究家。
而且，优秀的翻译家不仅仅是某一国别文学的学者，而且常常是他所翻译的那个（或那几个）作家作品的研究专家。
例如，季羡林翻译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同时写出了相关的研究专著《罗摩衍那初探》；杨武能翻译歌德，同时又是权威的研究歌德的学者；张铁夫翻译普希金，同时编写出了有关普希金的研究著作。
在我国出版的严肃的外国文学译本中，书前一般都有译者序言。
而这篇译者序，往往凝聚着翻译家翻译与研究的独到的感受、心得与发现，常常是关于这个作家作品的最有分量、最值得一读的研究论文。
如罗新璋《特利斯当与伊瑟》的译本序，用十五页的篇幅对欧洲骑士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及特点做了深刻阐述，刘炳善的《伊利亚随笔选》的译本序用十七页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兰姆的散文及英国随笔文学，郭宏安的《局外人·鼠疫》的译本序用了二十四页的篇幅分析了加缪的存在主义及其小说艺术，而他的《恶之花》选译本的“代译序”
则长达十四万字！
相反的，在近年来一些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中，译本序相当简陋，甚至没有译本序。
这样的译本不用细读，即可大体判断该译文的水平不会好到哪里去。
还有一些译作，需要翻译家在译文之外加一些必要的注释，特别是一些古典作品，寓意性较强的作品，加注对译文读者的阅读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有的注释是原文版本所具有的，有的注释需要根据译文读者的实际情况由译者适当补加。
而正确和适当的注释就依赖于翻译家对原作家作品及其文化背景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它本身就是对翻译家学术水平、研究水平的一个考验。
例如，钱稻孙选译日本古诗集《万叶集》，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方平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金隄译《尤利西斯》，陈中梅译《荷马史诗》等，都有高水平的注释或注解。
其中，陈中梅的《奥德赛》新译本（译林出版社）中，《译序》、注释和索引等，就有三十多万字。
这些译文之外的研究性文字与译文相得益彰，使译文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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