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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专门的翻译家，则以自己的气质和修养来决定选题，如飞白是专门翻译诗歌的专家，这与他个人对诗歌的良好悟性、深入研究和诗人气质密切相关；而佟柯专门翻译军事题材的作品，是因为他熟悉和热爱军队生活。
如此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选择翻译对象，是翻译质量的重要保证。
有的翻译家在翻译选题上没有深刻的动机，只不过为了聊以**和排遣寂寞，如20世纪20年代末诗人杨骚就以翻译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作为抚慰与宣泄痛苦、超越现实的手段[11]；杨烈在20世纪60年代翻译日本古典名著《古今和歌集》，为的是排遣寂寞悲哀。
[12]这也不失为一种艺术家的态度。
也有的译者为了“稻粱谋”
，把翻译作为谋生和赚稿费的手段，严重影响了翻译选题的质量；更有些译者为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而翻译了一些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甚至是无益而有害的东西。
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的推理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小说中，就有不少格调低下的译本，翻译者为了商业利益而丧失了应有的操守。
在翻译选题确立、进入翻译过程之前，翻译家的另一个主体活动就是研读作品。
这时候，翻译家作为原作的一个特殊的读者，和普通读者是不同的。
普通读者是带着一种消费者的姿态、消遣的心情或审美享受的态度来阅读原作的，他们的阅读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对原作的感受和理解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从自己阅读期待、修养、趣味来理解作品，甚至曲解作品，对他们来说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
因为对原作的误读也是一般读者的权利。
但翻译家对原作的阅读理解与普通读者不同。
他的阅读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因为他担负着将原作的信息和意义传达给广大读者的责任，假如他像普通读者一样误读原作，并在此基础上来翻译原作，那就必然会妨碍甚至会剥夺一般读者通过译作来了解原作的权利。
因此，翻译家作为读者，不能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应该是一个“研读”
者。
也就是说，翻译家要以科学的、研究的态度来阅读和理解原作。
为了吃透原文，必须反复咀嚼原作，以求理解、领悟表层文字、表层叙事之背后的意蕴。
如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为了译好莎士比亚，自述“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
。
[13]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1957）一文中也指出：“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地咂摸出来。”
此时翻译家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他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
研究者的主体性是建立在尊重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的。
正如一个研究植物的植物学家，他尊重植物并不意味着他在植物面前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
相反，他尊重植物的客观实际是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文学翻译家作为原作的研读者，他可以充分调动他的知识储备，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乃至想象力和情感力量。
但这一切都必须服务于、服从于正确深入地理解原作。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翻译家赵萝蕤先生所强调的，“译者没有权利改造一个严肃的作家的严肃作品，只能是十分谦虚地、忘我地向原作学习”
，[14]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为了能够正确深入的阅读和理解原作，翻译家不仅要反复研读、琢磨具体的作品，还要进一步全面地研究原作家和原作品。
一般来说，一个翻译家在翻译之前，应该对原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风格特色，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要阅读有关该作家的传记资料、评论文章和研究著作。
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翻译家们都普遍强调研究原作家原作品的重要性。
如郭沫若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1923）一文中，对译者作为理想的翻译主体提出了四个条件，其中两个条件就是：“对于原书要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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