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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创作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其发生与发展都与现代拉美文学密切相关，其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较早的有莫言、扎西达娃、残雪、韩少功、张炜、马原、洪峰等，后起的有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启发。
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科塔萨尔、鲁尔福、略萨，都为作家们所津津乐道……而接受拉美文学影响的作家，都不是通过外文原作、而是通过翻译文学来阅读和了解拉美文学的。
同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对中国作家文学的影响也较突出，同样是借助了翻译文学。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翻译家与作家身份两相分离的倾向，翻译文学对作家创作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阅读和接受的“外国文学”
，其实绝大多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
，而是翻译文学。
关于翻译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巨大影响，作家王小波曾做过很个性化、同时也很有代表性的自白。
他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向读者坦白了一个“秘密”
——自己的“师承”
，那就是像查良铮和王道乾那样的翻译家及其译作。
他写道：
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的帮助的综合还要大……
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指译作——引者注）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
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
这是给我脸上贴金。
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
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
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
我们年轻时都知道，要想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这是我的不传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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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文体》一文中，王小波又说：
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
傅雷先生的文体很好，汝龙先生的文体更好。
查良铮先生的译诗，王道乾先生翻译的小说——这两种文体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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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王小波个人的阅读体会，艺术高超的翻译家也不限于他所提到的几位，但是“要想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
和“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
这两句话，应该是现代一切有文字鉴赏力的读者的共通的感受。
当然这并不是说优秀的作家作品在语言文字上一定不如优秀的译著，但是，和不搞翻译的一般作家比较而言，优秀的翻译家一定是比一般的作家更高明的语言学家或语言艺术家。
正是他们，在两种语言文字的传译和转换的过程中锤炼了文学语言与文体，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层次，为现代作家提供了写作的典范。
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表现为新文体、新的文学类型的引进、新思潮的发动等方面。
晚清时期，梁启超翻译的政治小说，程小青等人翻译的侦探小说，都引发了“政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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