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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
质言之，则外来语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
不相习；然寻玩稍进，自感一种调和之美。
[25]
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看，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最显著的莫过于词汇方面。
由佛典中翻译出来的词汇很多，唐代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宋代法云的《翻译名义集》、近代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等，都对佛经翻译词汇做了收集、整理和解释。
近代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就收了三万五千余条，表明佛教译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宝库。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由宗教词汇转化为一般词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也很显著。
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认为，“翻译文学影响于一般文学”
首先就表现为“国语实质之扩大”
。
他指出，最初的翻译家，除了对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流’之用字法”
，也就是被称为“格义”
的。
如此用法，常常导致旧语与新义相矛盾，意义难以吻合，而且袭用旧语难免笼统失真。
因此，创造新词语也就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了，梁启超说：
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
、“无明”
、“法界”
、“众生”
、“因缘”
、“果报”
等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
、“般若”
、“瑜伽”
、“禅那”
、“刹那”
、“由旬”
等。
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即各以千计。
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词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
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
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
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
[26]
又说：
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
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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