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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瞿秋白在与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中，这样写道：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
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
中国的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的“姿势语”
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语”
。
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
……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
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37]
瞿秋白也把翻译看成是改造白话文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但却不能够接受鲁迅所说的以“不顺”
的直译语言输入新的词汇和句法，“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
，“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方面去。
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
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
[38]他主张向大众口头语吸收营养的观点，反对“五四式新文言”
，不赞成彻底的欧化。
后来的翻译家从语言的审美表现力的角度，在中外语言的对比中，指出了白话文的不足。
例如，翻译家傅雷在1951年致林以亮的一封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
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
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比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
，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
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绞。
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
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
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
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
[39]
傅雷所说并非过言，其本义是在中外语言文学的比照中认识到现代汉语需要完善。
而翻译家确有一种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他们可以在中外文翻译的字斟句酌中，在中外文的对比中，看出中文的缺陷和不足，并在翻译实践中切实地吸收着外文的营养，一点一点地改造着、提高着现代汉语，而文学翻译家在这当中的贡献最大。
他们不仅仅满足于语言的通顺达意，而且注意着语言的修辞、语气中的蕴含和韵味，句法组织的细腻巧妙、词汇运用的微妙多姿，表现方式的丰富多样。
因此，现代白话文的改革，首先不是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而是表现在翻译家的译文中。
鲁迅的译文更多地表现出探索与革新的努力，而他的同期的创作则更多地考虑语言与时代不至出现断裂，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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