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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全用白话作为翻译语言，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取代了文言，那是在五四新文学取得了胜利之后。
这当然要归功于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文学革命派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不妥协态度。
而随着白话文地位的确立，翻译语言也完全采用白话了。
但是，现代白话文毕竟还很不成熟，它的实用价值得到确认，但它本身的审美价值却是一个疑问。
而对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中的白话文来说，更加关键的是其审美价值问题，也就是说，白话文不仅要能用，而且要有严谨的句法结构，丰富的词汇，充分的美感，丰富的表现力。
倘若做不到这些，就不能因为白话文在翻译和创作中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匆忙宣布白话文的彻底胜利。
在这一点上，翻译家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地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中探索现代汉语的发展和完善的途径。
较早指出白话文缺陷的，是白话文的提倡者之一傅斯年。
他说：
现在我们使用白话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的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我们不特觉得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并且觉着它异常的贫……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
，组织上非常简单。
[32]
既然白话文如此不能承担起文学创造的功能，该如何完善它呢，傅斯年开出的药方是：“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of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也就是主张以“全盘西化”
来改造白话文，以西洋语言来改造白话文。
现在看来，主张“欧化的国语”
似乎有点激进，但五四时期这是一种主流意见。
郑振铎也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发出过相类似的感慨：“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
有许多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文体的程式所拘，不能尽量的精微的达出。
不惟文言文如此，就是语体文也是如此。
所以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我极赞成语体的欧化”
。
[33]《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更是主张“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
[34]。
鲁迅与瞿秋白在1931年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也指出：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
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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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白话语言的不精密，改革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引进外来的语言营养。
鲁迅认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
他虽不主张全面欧化，但他肯定翻译文学是改造白话语言的重要一途，“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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