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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上半期，我国的翻译文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严格管理，使得翻译的选题与出版井然有序。
翻译家们一般都拿国家工资，生活相对有保障，能够潜心翻译，加上审稿严格，一般少有劣译出世。
许多优秀的译作都出在这一时期，至今仍不断重印。
不过，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主要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译本必有序言（这十分必要），但译本序言必以作家生平开头，接下去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指导，无论什么性质的作品，必运用阶级分析的、社会反映论的方法对作品进行分析，常常免不了生搬硬套，方凿圆枘；而对翻译家个人的翻译情况、版本情况等读者关心的问题，却很少涉及。
较之1920至1940年代，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甚至反倒有所退步。
译本序的这种八股文式的呆板写法，流风所及，直至今日。
那种个人化的笔调，贴近读者的亲切文字，独辟蹊径的分析鉴赏，却并不多见。
1966年“**”
政治运动爆发，整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对外封闭，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被判定为有害的“毒草”
而不得翻译。
一大批翻译工作者被“打倒”
或被“专政”
，无法继续翻译工作。
此时，有的翻译家（如丰子恺、季羡林等）仍抱着对文学翻译事业的高度热爱和责任感，悄悄从事着世界名著的翻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大部分预定的翻译选题被迫中止，译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的核心刊物《世界文学》和《翻译通报》等停办。
在经过1950年代中期短暂的繁荣期后，翻译文学出版事业跌入低谷，出现了持久的萧条和停滞。
据《全国总书目》统计，1966至1977年间，出版的各类翻译文学作品仅约四十种（其中1970年一年竟没有出版一部文学译作），译介的范围也极为有限，从内容上分，绝大部分是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
反殖、反帝国家的作品。
还有一类是政治上反动的作品，翻译出版的目的是“供批判用”
的，如“苏联修正主义”
的作品、日本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等。
1973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内部发行”
的刊物《摘译》，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外国文学的全面正确的译介，而是为了把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当成政治批判的依据和反面教材。
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文学翻译上收获较多，重要的如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68），余光中翻译的英美诗歌等。
“**”
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
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学禁锢解除之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充满了渴望，促使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新时期伊始，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再次成为我国翻译文学出版的南北重镇。
到1980年代后期，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和桂林的漓江出版社异军突起，又成为翻译文学出版的东西重镇。
同时，一批译介外国文学的专门刊物纷纷创刊或复刊。
1978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系统介绍当代文坛优秀作家作品的《外国文艺》（双月刊）出了创刊号；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外国文学翻译期刊《世界文学》杂志复刊（曾于1966年3月停刊）。
其中，《外国文艺》（当时只是作为“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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