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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刊后的两年内就重点介绍了一大批我国从未介绍过、当时还有争议的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作家作品。
《外国文艺》对外国现代派文学及当代新潮文学的译介，很大程度上开风气之先。
和《外国文艺》的先锋性格有所不同，《世界文学》杂志则表现出老成持重的风格，注重翻译外国有定评的古今名家名作。
上海和北京的两大翻译文学期刊相互呼应，成为我国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核心阵地和两扇重要的窗口，相当一部分外国作家作品都是由这两家杂志首先翻译介绍的，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的翻译方面，发挥出了特有的优势，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了这两家刊物之外，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创刊的其他翻译文学方面的重要期刊，还有南京的译林出版社主办的《译林》、南京大学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外文学》、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苏联文学》（1990年代后该刊改名为《俄罗斯文艺》）、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等。
在刊物纷纷创办的同时，翻译家的社团组织也出现了。
1982年6月，全国性的翻译家组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在北京成立，此后几年内，各省市地方译协也纷纷成立。
次年，中国翻译家协会的会刊《翻译通讯》杂志正式创刊。
创刊号发表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的文章《翻译工作要有一个新局面》，呼吁开创我国翻译工作的新局面。
80至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迅速复兴并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并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随着政治因素对翻译文学的干预逐渐减少，随着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翻译文学在选题的内容上更加开放。
现代主义，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
、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
、“黑色幽默”
等现代派作品在中国的禁忌逐渐消除，成为翻译文学中新的热点。
特别是袁可嘉等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0年代初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率先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外国现代派的各类题材类型的作品，开译介现代派文学的风气之先，令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和读书界耳目一新。
此后，卡夫卡、里尔克、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珀索斯、普鲁斯特、加缪、贝克特、尤奈斯库、黑塞、海勒、莫里亚克、皮兰德娄、克鲁亚克、横光利一、安部公房、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纷纷翻译出版。
以前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
的苏联的当代文学，重新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
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纽克、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别洛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夫图申科、加姆扎托夫、阿尔布卓夫、罗佐夫、舒克申、万比洛夫等，以及过去受冷落、压抑或批判的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左琴科等人的作品，都被译介过来，并出现多种版本。
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因政治上的“不合时宜”
而长期不能译介，到1998年首次被译成中文。
1980至1990年代最受我国读者欢迎的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他与海明威、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一起，被认为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收录了艾特玛托夫早期和中期的主要作品，在后来的十来年间，艾特玛托夫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被译介过来了，有的作品有了多种译本。
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开始解禁，并在1995年前后陆续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等三种套书。
英国作家奥威尔的《1984》等作品也被翻译过来。
第二，翻译文学选题的空间范围更加扩大，以前由于没有邦交而难以翻译介绍的韩国文学、以色列文学也陆续得到了译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韩国、以色列等国在文学上长期缺乏交流。
1983年，在中韩尚没有建交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翻译界以“内部发行”
的形式出版了枚之等翻译的《南朝鲜小说集》，收录了韩国1920至197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1990年代初中韩建交后，韩国文学大量译成中文，并在文学艺术界形成了一股所谓“韩流”
；我国对犹太文学的翻译开始于20年代，但1947年以色列国建国后的文学，长期未能译介，1992年中以建交后，以色列文学的翻译逐渐增多，并出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希伯来语当代小说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以色列文学丛书》等丛书。
以前不太受重视的非洲文学作品也得到了译介，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非洲文学丛书》。
邵殿生等翻译的尼日利亚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渥莱·索因卡的小说与戏剧的译本，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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