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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教授对于翻译文学批评做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文学翻译批评研究》[17]和《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18]两部论文集，并曾组织和主持了《红与黑》不同译本的批评和争鸣，主编并出版了《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一书。
他强调在批评中要注意克服“过死”
（挑错）和“太活”
（主观感想）两种批评偏向，提出了翻译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在一系列翻译批评的文章中，贯彻自己的批评理念，将语言学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为翻译批评做出了榜样。
另一种理论形态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的著作。
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著作是张今教授的《文学翻译原理》[19]、刘重德教授编著的《文学翻译十讲》[20]、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21]、刘宓庆先生的《翻译美学导论》[22]、郑海凌教授的《文学翻译学》[23]、蔡新乐博士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24]等。
其中，除了《译介学》中的几篇论文真正建立了“翻译文学”
的本体理论，《文学翻译学》建立了文学翻译的本体理论之外，其他各书虽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显见的问题。
例如，《文学翻译原理》作为国内最早的文学翻译原理方面的著作，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有探索和补缺之功，可惜的是作者完全套用20世纪80年代前一般文学原理中的基本概念，如“思想性”
、“真实性”
、“风格性”
、“内容和形式”
、“民族性”
、“历史性”
、“时代性”
等，甚至提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真善美”
的翻译标准等陈旧迂远的命题。
实际上，假如翻译文学理论不能为文学理论提供新的独到的理论贡献，那么文学翻译理论就可有可无；假如将翻译文学理论完全放在现有的文学理论的体系框架中，那么翻译文学实际上只是给一般文学理论提供一点例证而已。
从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角度切入翻译的研究，很接近于翻译文学的本体研究，但现有的著作要么简单地将翻译学中的概念转换为美学概念，如将原文称为“审美客体”
，将译者称为“审美主体”
等；要么以翻译为借口，谈的却是西方美学与哲学，将翻译这样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行为加以玄学化，将译本这种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加以抽象化，不是说清翻译、文学翻译是什么、怎么样，而是将翻译及文学翻译越说越“复杂”
、越说越“高深莫测”
，深入深出，由深入玄，不可自拔。
施康强先生说过：“讨论翻译的文章越来越多，越来越玄，已从低级的语文层次进入文体学、语言学乃至哲学和宗教层次。”
[25]此话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而且现在连这样的专著也出来了。
本质上，这类书没有解决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也已经不单是学术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文风学风的问题了。
总之，我们的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建构，已经有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最大问题之一翻译学过度依赖相关学科，如哲学、语言学、美学、文化学等，没有建立起一系列独特的翻译学的概念、术语和命题，没有建立起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更遑论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充分总结中国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适当参照和借鉴国外翻译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无疑应当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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