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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点却正是“译文学”
立场上的“翻译文学史研究”
最为关注的。
笔者在《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曾提出，在“翻译家”
、“译本”
、“读者”
这三个要素中，“最重要的还是译本，因为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的最终成果还是译本，所以归根到底，核心的要素还是译本……翻译文学史还是应以译本为中心来写”
。
认为翻译文学史应该解决与回答的主要问题有四个：“一是为什么要译？二是译的是什么？三是译得怎么样？四是译本有何反响？”
[9]这些实际上都是围绕“译本”
提出并展开的。
在《应该有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一文中，笔者曾强调：“翻译文学史作为‘文学史’，与一般历史著作的不同，正在于它必须以文本分析作为基础。
换言之，没有文本分析的文学史不是真正的文学史；没有译本分析的翻译文学史，也不是真正的翻译文学史。”
[10]
还需要说明的是，“译文学”
所指的翻译文学的文本，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说、诗歌、剧本等“虚构性文本”
；二是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的文本，即“非虚构性文本”
。
我们当然可以把“非虚构文本”
看成学术理论著作，但它却是以“文学”
、以“美”
为研究对象的纯学术理论著作，它比其他方面的学术著作，更超越、更纯粹，也更具有“纯文本”
性。
因此，在“译文学”
的研究模式中，不仅要关注小说诗歌等虚构性文本，也要关注文论、美学，特别是古典文论与古典美学等非虚构著作的翻译文本。
相应地，“译文学”
研究者，在积累翻译实践经验的时候，最好既有虚构性作品的翻译经验，也有非虚构作品的翻译经验。
这样，也可以有效地矫正翻译理论上、学术价值观上的偏颇。
例如，受虚构文本翻译经验的制约，往往会更多地强调翻译的叛逆、创造性的一面；受学术理论文本的翻译经验的制约，便更多强调翻译的忠实性、科学性的一面。
实际上，对“译文学”
这种研究模式而言，“非虚构文本”
在严谨性、思辨性、纯理论性，与虚构文本的想象性、诗性、审美性，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总之，“翻译学”
、“译介学”
、“译文学”
三者的关系，虽然都是以翻译为研究对象，但三者也有明显的不同。
“翻译学”
是“语言中心论”
、“忠实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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