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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②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以驯服资本、驾驭资本为目的，不建立起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法律制度，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整个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将付诸东流，不能施惠于民。
政治-法律建制的建设则应该解决和规避资本逻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驯服资本为制度建构导向。
这一政治-法律建制的思路是可以成立的。
邓小平认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③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和国家政权去驾驭和引导资本的逻辑，进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建制。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伦理国家”
的概念，这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政治-法律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黑格尔认为，解决财产分配和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国家的普遍行动”
，建立起主观善良与客观制度相统一的“道德政治”
和“国家善政”
，即“伦理性的国家”
。
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法律的建制就是这种“伦理国家”
的践行。
在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国家的重要性高于市民社会，高于资本和市场，只有通过“国家善政”
才能实现“道德政治”
，这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抵制。
就中国来看，承认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抑制资本逻辑所推动的各种恶性市场行为，这就是作为“伦理国家”
或“道德政治”
的当代中国所应实现的目标。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在资本逻辑肆虐的时代，除了实行善政的“伦理国家”
，恐怕没有任何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和资本的力量相抗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制是一种“客观精神”
建设，政治-法律建制是一种“伦理国家”
建构，两者都必须建立在驯服资本逻辑的基础上。
由于共产主义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制，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建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的渐进过程。
当代中国只有超越“资本的文明”
，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一种“超越资本”
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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