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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那段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动**乱撞的上海街角一头雾水扎进已经在反思现代艺术的纽约，对我这个把抽象表现主义看成艺术革命的中国艺术青年，这个环境显然就是当头一棒。
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今天都是我的好友，我们谈起那段历史，尤其是我，只有感叹唏嘘。
离开学校之后，通过文化哲学、社会人文、音乐艺术、诗歌文学、舞蹈戏剧、建筑设计，几乎所有文化艺术的角度，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思考跨界的错位、中心解体的社会结构和艺术形态。
《彼得·赛拉斯和亨德尔的〈朱利奥·恺撒〉》就是其中一个支撑的点滴。
我当时深受纽约实验剧场（Experimeer）的影响，接触不少非传统的艺术形式，很有一番经历和周折，只是一时没有记录下来。
我曾多次给朋友讲解这类作品，推销我的想法。
次数多了，自己也觉得无聊。
2000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我选了彼得·赛拉斯最有意思的作品写下这篇文字。
事后觉得这是很好的心理治疗，从此以后，我倒真的把它放下。
所以今天读来，很有点余音回响。
《提奥多拉——亨德尔晚年的艺术境界》是雪枫邀我为《爱乐》亨德尔两百年纪念所写的文章。
当时开始写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出尔反尔，前面还在《爱乐》大谈彼得·赛拉斯的《朱利奥·恺撒》，随后又是对他横加非难。
但我不得不对自己诚实，在我看来，赛拉斯的《朱利奥·恺撒》远比他的《提奥多拉》有意思，也许这是我的片面，这里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更可以看到自相矛盾和满是缺陷的我。
另外，在写《提奥多拉——亨德尔晚年的艺术境界》的时候，除了多次细听和观看这部清唱剧之外，我还读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其中温顿·迪恩（WintonDean）的巨著《亨德尔的戏剧清唱剧和假面剧》（Handel’sDramatiasques）对我的影响甚大。
以前注解之中有所遗漏，这里补上。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音乐好友：杨燕迪和沈翊功先生。
不仅因为他们参与我《谐和律之于平均律》一文的讨论，平时我有一知半解的糊涂念头，总是先去麻烦他们两位。
因为自己怪异，也只有多年的老友，才能回答那些稀奇古怪、毫无背景由来的问题。
这里很多文章在《钢琴艺术》上发过，我和李航原先素不相识，是音乐和文字让我们未见如故。
我从心里感激这份相通的灵犀。
这里我还要感谢张纯长年为我的艺术和文字操心，这次更是帮我修改过目。
外文名字的中文翻译则由顾彤宇老师不厌其烦为我校对。
我的文字和不断修改的习惯总让编辑头痛，这次也是同样不好意思麻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
我感激雪枫多年的理解与不弃，朋友之间的感情这里也就不提。
我总是在想，一个人能够做点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情，绝对不是个人的努力和结果。
我平时基本是闭门造车，但是帮助关心我的朋友无数。
这里也就一并拜谢。
只是希望这些文字能给喜爱音乐的朋友一点乐趣和共鸣。
（六）
我有一个既奢侈又说不出口的私愿，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多少影响读者跨出中国阶层文化的条条框框，自己拿个乐器来玩，不求考级，不求证明多才多艺，甚至不为今天有闲阶级享乐人生清闲的潇洒超脱，只是为了面壁聆听躲在字里行间的私密，或者有个机会开启一线机缘，能与他人同类会心一瞥。
如果你读我的文字还不至于失望，那么声音里面给你的惊奇才会真正让你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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