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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丁、田则一律编入里甲户籍服役当差。
1531永安县军户余氏家族，于明初编为甲首户，其有关差役同样是由全体族人共同承担。
如云：“六甲现役，祖制分作三股轮充：仲荣公与子信公房一次；仲敬公与均禄公房一次；仲达公房与子九公房一次；周而复始。”
1541这些军户的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从一开始就是由家族组织自行承办的，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主权。
《福州郭氏支谱》记载：
吾宗之军，始于人房祖建公代役泽朗寨弓兵。
……永乐三年，建公病故，营火公孱弱，地房尾公拈阄赴补，合族嘉其义举，津贴无次丁，发册行勾。
惟时以壮行色。
尾公入伍后，擅改军名郭建为贵轻。
至永乐十四年，尾公回籍置办军装，公议纠银五拾两，令尾公手立收约，再不来祖家取讨盘缠，尾公遂携胞弟贞公入陕。
贞公之孙彪公、玉公、英公入籍西乡，枝条蕃衍。
嘉靖元年，尾公曾孙雄公同军伴游江、张风岐回闽探亲。
其时，我族众屡被里书藉词补勾，生端扰害，雄公以西陕现有余丁，无容行勾本籍，赴县呈明，经领执照。
万历乙亥年，雄公曾孙鸠宇贸易建阳，因便省祖，族中公醵一十一金以赠。
四年后复来一次，后遂不复至矣。
[55]
永乐十四年后，郭氏的某些支派以充军服役为条件，擅自脱离原籍在外省立户，而留在原籍的族人实际上已经不再承担军役，这无疑是一种违法行为。
然而，地方官只关心军中是否有人服役，对军户人丁的增减并不过问。
这就表明，在承担既定军役的前提下，军户家族的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可以自行其是，外人不得干预。
由于对军户的户籍管理失去控制，往往无从勾补逃军，以致祸及亲邻。
弘治年间，仙游县缙绅郑纪在《与庞大参书》中写道：“去年兵部勘合，有逃军十分为率、清出三分之例。
……迩者郭绣衣按闽，欲立奇功，以邀显擢，故将十年里老，加以必死之刑。
或妇翁丁尽，则报其女子，名曰“女婿军’;或籍前军后，则考其谱图，名曰‘同姓军’;或买绝军田产，则受争田之人告争，名曰‘得业军’。
朝锻夕炼，务足三分。
……并里老之家，丁户俱尽，而根株犹未息绝。”
1561这种务事株连的“清军”
苛政，迫使大量的民户转化为军户，从而也就使更多的户口脱离了官方的控制。
明人周忱在分析江南地区的户口流失原因时，认为军匠容隐是逃户的主要去向之一。
在福建地区，由于军户原来就占有很高的比重，再加上官府一再逼民为军，此类现象势必更为严重。
由此似可得出如下推论：在明初的户籍制度下，军户家族组织的形成可能早于民户，其发展速度也可能快于民户。
明代福建的里甲户，最初只是负责办理基层政权的某些公务，此后负担日益加重，成为各级官吏的主要剥削对象。
明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述：“里甲之役，其始催征钱粮、勾摄公事而已，后乃以支应官府诸费，若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
浸**至于杂供私费，无名百出，一纸下征，刻不容隐。
加以吏皂抑索其间，里甲动至破产。”
L571明初规定，里长户及甲首户必须由里甲内部丁、粮居多者充当，并依据各户人丁事产的变动，每隔十年“大造黄册”
，重新编制里甲户籍。
然而，由于里甲之役过于烦苛，民间往往花分子户以避重役，甚至千方百计隐瞒户口，使官方的户籍编审失去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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