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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县考亭陈氏于元代创立一座坟祠，“更置田山”
，招僧住守。
至明万历九年，被“刁恶道人”
指为官庵，后经陈氏族人呈控，由本县断还，“听从陈氏另行朱明福、郑志同管守坟”
。
在此过程中，祠产的所有权归属已发生变化。
如云：“前已公议，出银构讼者，则有收其祭租；未出财力者，永无伊收，各不相干。
其中费尽赀资艰辛者，仅有二十九位。
而以额例，其祠租苗不拘房次排收，但论此二十九股排收，永为定例。”
[871浦城县占氏原有“元善公墓田”
计租50担，后被族人盗卖，乾隆时历经呈控，“断令备价赎回归祭”
，而“祠内又无公款，致耽搁五十余载，田悬未赎”
。
清嘉庆二十一年，“以田未赎回，祭资无出，于是邀集族众四十人，分为仁、义、礼、智、信五班，每班八人，值管一年。
将递年租息所出，于冬至日备办祭品，恭祀列祖列宗，各子孙余颁胙。
除办祭完粮外，若有余款，四十人均分，名曰冬至会。
立定章程，颁给号簿，行之已七十余年矣”
1881。
以上各例表明，在聚居宗族中，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往往具有类似的职能，因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的散居宗族，一般都是合同式宗族。
这是因为，在散居各地的族人之间，既不存在共同的地缘关系，也不具备可靠的继嗣关系，因而利益关系也就成为联结族人的唯一纽带。
例如，连城县文川桥、杨家坊等地的李氏族人，曾先后在本县及汀州府城和福州省城“同祠合祭”
，其有关权利及义务都是按股份分配的，并以“合同”
的形式加以确认。
试见清康熙十五年的《子园公、子荣公两房合同》:立合同城南李氏世孙，为同祠合祭，议定祀典事。
我始祖十七郎公，由宋代来居连城，传至五世祖，子园公、子荣公兄弟生焉。
子园公世居城南文川桥下，历传至八世祖，兄弟三人：宗政公、宗闰公、宗志公，子孙得以滋盛，始分为三大房也。
卜地狮子坪建祠，崇祀先祖，轮奂壮观，置立祀田以供春秋二祭，是皆子园公之子孙三房义举也。
子荣公迁居杨家坊，递传子孙，亦称为连之望族，即其本地亦建有祖祠，立有祀田，以供祭祀。
因先年兄弟异居，虽共属本县，地之相去八十里。
虽则分祠各祭，而子孙宗族凡有遇会遭逢，总之不忘本支至意，犹是尊尊亲亲，昭穆不爽。
今子荣公之子孙卜吉诣祠，会集三房相议，将子荣公神主送入文川桥下祖祠，兄弟合祭，共祀列祖，仍将八世祖元贵公神主与宗政三公之神主同立。
此诚宗族萃亨，没者安而生者顺，千秋盛举也。
但合祠必首重祀典，而祭仪不可不与三房预为定计。
今合子园、子荣二公之子孙，则为二大房，而权宜定例，则以八世祖之兄弟四人子孙分作四房，轮流值祭，递为祭主。
丙辰春秋定例，每岁春祭用清明，秋用七月十四，凡办祭仪并设席颁胙等项，作四房轮流，每四年一次，上下相承，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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