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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明中叶以后的宗法制度有较大变化，如准许庶民设立祖庙及追祭始祖，从而推动了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
8I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从明初开始，虽然有不少官僚提出此类建议，但并未成为正式的规制。
因此，民间宗族组织的发展，不是以官方的宗法制度为依据，而是以冲决这一桎梏为必要前提。
宋代以降，由于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的倡导，逐渐形成了一种“庶民化”
的宗法理论，为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前提条件。
程颐认为：“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
天子至于庶人，五服不异，祭亦如之。
191因此，他主张取消贵贱之间在祭礼上的区别，放松对于民间祭祖代数的限制。
他还提出，自高祖以上至于始祖，虽然亲尽无服，也应当每年一祭，以示慎终追远。
[101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提出：“君子将营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
朱熹所设计的祠堂，是位于居室正厅之中的神龛，因而仍然局限于“庶人祭于寝”
的“先王礼制”
。
但由于这种“祠堂”
同时奉祀自高祖以下的四代神主，实际上是把“小宗”
之祭推广于民间。
至于奉祀始祖及四代以上的历代先祖，朱熹认为：“此二祭古无此礼，伊川以义起，某觉得僭。”
121但他又说，为祠堂而设置的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
13。
这就表明，朱熹虽然把始祖及先祖排除于“祠堂”
的祭祀范围之外，但却主张以墓祭的形式举行“百世不迁”
的“大宗”
之祭。
南宋后期，建阳县理学家蔡渊兄弟“相与讲究先师文公《家礼》所著祠堂之制”
，在其《蔡氏祠堂仪约》中明确规定：除了设置祠堂奉祀四代以内的祖先之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墓后，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
141。
在这里，由于祠祭和墓祭的有机结合，同时满足了“小宗”
之祭和“大宗”
之祭的要求，使祭祖的代数殆无限制。
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设计的祭礼，“不用王制，以义起之”
，其目的是把原来只适用于贵族及官僚阶层的“敬宗收族”
之道，转化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行为规范。
这种“庶民化”
的祭礼，虽然始终未能正式载入法典，但却成为民间“敬宗收族”
的重要理论依据，对宋以后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明弘治二年，莆田县缙绅彭韶在《白水塘李氏重修先祠碑》中记云：“程伊川祭始祖，朱子著之于《家礼》。
……永乐年间，修《性理大全书》，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祭亦通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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