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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由此可见，随着程朱理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代代设祭已被视为不容置疑的行为准则。
不过，由于宋儒过于强调大小宗之别，对宗族的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
因此，在民间的祭祖实践中，对宋儒的祭礼又有不少新的突破，尤其是对朱熹的“祠堂之制”
作了重要改革。
据彭韶记述：
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然设位无专祠。
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位家自为度。
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
或按礼（《家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
议礼老儒，迄无定论。
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
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揆诸礼意，似非所宜。
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16]
在居室之外设立祭祖的“专祠”
，而且祭及四代以上的“先祖”
，这无疑是对“祠堂之制”
的新发展。
按照朱熹的本意，祠堂只用于“五世则迁”
的小宗之祭，其结果是“祖迁于上，宗迁于下”
，很难维持宗族组织的长期稳定发展，“敬宗收族”
的范围也很有限。
然而，一旦祠堂祭及四代以上的祖先，也就开始从小宗之祭演变为大宗之祭，从而使宗族的发展得以持久和稳定，宗族的规模也就日益扩大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居室之外设立祭祖的“专祠”
，自然也就突破了“庶人祭于寝”
的禁令，从而使贵贱之间在祭祖方式上的差别趋于消失。
在明初福建，“祠堂之制”
的变革尚未定型，以致“世次、龛位家自为度”
，而士大夫对此也不无异议。
明中叶以后，建“专祠”
及祭远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至清代更是盛极一时。
如泉州府属，“百人之族，一命之官，即谋置祠宇、祭田”
17l;邵武府属，“乡村多聚族而居，建立宗祠，岁时醮祭，风犹近古”
181;兴化府的莆田县，“诸世族有大宗祠、小宗祠，岁时宴飨，无贵贱皆行齿列。
凡城印地，祠居五之一，营室先营宗庙，盖其俗然也”
191;漳州府的诏安县，“居则容膝可安，而必有祖祠、有宗祠、有支祠，雕梁刻节，靡费不惜”
1201。
这些大大小小的祠堂，不仅祭及各族的“始迁祖”
或“始封祖”
，而且往往祭及各姓的“入闽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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