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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规模庞大的散居宗族中，自然已不可能依据既定的继嗣关系共同继承有关祭祖设施，而是必须依据现实的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重新安排宗祧继承方式。
上引《九贤庐墓禁约》表明，在“西山公”
（即蔡元定）派下的“渊、沉、沆三公支派”
中，仅蔡沉派下子孙得以继承有关祭祖设施，而其他二支均无权继承。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蔡沉支派留居原籍，有关祭祖设施“皆其世守，抑亦措置创始、经营恢复”
。
至于所谓“祖制勒有成规，奕代恪遵先训”
，实际上只是一种借口。
即使是在留居原籍的蔡氏族人中，也不是对有关祭祖设施实行共同继承，而是由少数族人实行独占性继承。
清乾隆十二年，蔡沉的十七世孙蔡重在《西山精舍、庐峰书院祀田手记》中宣称：“旧谱载米共三百余箩，自元明变迁后或为近豪冒管，或为附近不肖族属盗卖。
……雍正元年，吾重建庐峰书院；乾隆六年，予复兴西山精舍，爰是重新祀典。
予不为家计，不惜己资，不畏强御，竭力清理，被盗卖者备价赎回。
至于西山精舍被冒管者，控官断归。
……余年收租谷，春秋备祀，完纳编粮，祭扫祖坟，及四时绸缪精舍、书院牖户，不私分毫。”
[421在这里，蔡重凭借自己对有关祭祖设施的兴复之功，确立了独占性的宗祧继承权。
乾隆十五年，崇安县蔡氏“文弼公派下”
在《九峰公祠暨崇贤书院志》中记云：“崇贤书院与九峰公祠宇原建西关外，离城二里，本朝初遽遭兵燹，祠宇**如。
自后承平，我祖国璋公同弟国琏公改建二祠于西关内，已在崇邑中矣。
特立崇贤书院祠田捌拾亩……开注崇贤书院户册。
九峰公祠祀田二十五箩零二斗，载粮一石零八合，粮存祖户。
自明季兵荒后，失管祭田四箩七斗外，收苗米二十箩零五斗，永为二祠祀典费用，已足以供俎豆、奉神祀血食于永久。
….…兹蒙皇朝特恩，崇儒重道，敬礼先贤，凡各贤祠子孙，俱准给衣顶以奉祀，而崇贤、九峰准给两祠生。
但本房荷特典举保祠生，定系西山公嫡派子孙中拔其尤者，以奉祀庭庙，而同姓不宗者弗与焉。”
431很明显，该支派也是在重建祠宇和兴复祭田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有关祭祖设施的独占性继承。
应当指出，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心理中，对宗祧继承关系的态度是相当实际和灵活的，根本不理会官方的有关规定及少数理学家的苛求。
君明嘉靖年间，莆田县溪黄氏的《族议重建宗祠书》宣称：“祠堂不建，于祖何所亏损?而生者之伯叔兄弟无以为岁时伏腊衣冠赘聚之所，卒然相值于街市里巷，袒褐裸程而过，与路人无异。
……故今祠堂之资，正宜我族姓自算口赋，持藏镪以往，咸赞厥绩，又何为争多竞寡，较短量长，而啧有烦言焉?….…人之贤不肖何如也，其又何诛焉?故愿预建祠者与，不愿与者听之。”
441这就是说，建祠祭祖，实际上还是为族人的现实利益服务的，至于族人是否愿意参加这种活动，那也只能听其自然。
在此情况下，宗祧继承关系是可以随意拟制的，人人皆可“自立为宗”
。
福州《锦塘王氏支谱》记云：“凡祠内递年应祭五次，照户男丁一名登席。
……长房世澄公派下，前人悯其丁衰，准嫡派一人与祭，多丁祠内不许与祭。
何也?祠是世济公派下公项创置，与世澄公之子孙无干。”
L451王氏“世济公”
派下的宗祧继承权，是在投资建祠的过程中拟制的，而长房“世澄公”
派下由于未能参加建祠活动，反而失去了宗祧继承权。
有的宗族为了扩大“敬宗收族”
的范围，甚至采取“虚立名号”
的做法，对宗祧继承权进行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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