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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立约后，倘产册内条目若有差错弊混，愿将产册经管付李吊回自办，章不敢生端异言。
其工资谷亦依前约，每石米议贴谷乙拾筋。
至收产无论官民，时议贴笔资钱乙百贰拾文，其不上亩者当以乙亩为例，亩余者长短随送。
约十年一次，章应盘造李姓通族册全本及各户家册，付李收存。
今欲有凭，立认册并约字并照。
在这里，每个花户的钱粮数额，必须得到家族组织的确认，而粮差也只有经过家族组织的认可，才有可能直接向花户催征钱粮。
因此，家族组织对花户仍然保持有效的控制，而粮差只不过是家族组织的代理人。
李氏家族规定，粮差必须定期修订有关册籍，并经由“三面核算辖实”
，以免“年久数目舛错”
。
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粮差林氏又再次向李姓“认册办理”
，并立约声明：“历年依照册派征付完纳，不敢含混。”
1791由此可见，清后期的钱粮催征体制，仍然是以家族为本位的。
在正常情况下，由家族组织统一催征本族赋税，必然促使族人之间形成连带责任，因而有助于防止拖欠及抗交钱粮的行为。
清代福建地方官多次明令“粮户归宗”
，其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在中央集权极度衰弱，统治秩序面临解体的情况下，这种催征体制也有可能引发集体抗粮行为，从而导致财政与赋税来源的全面失控。
例如，在咸丰、同治年间的福建沿海地区，就曾经爆发大规模的集体抗粮风潮。
据程荣春《置马巷厅禀求卸事由》一文记载，在闽南小刀会起义期间，同安县及马巷厅一带数十乡，“族大丁强”
，抗欠钱粮成风。
其表现形式是：“桀黠者倡首把持，各花户从而观望，甚至一士在庠，则庇及合族；一丁入伍，则霸及通乡。
缓之则任意拖延，急之则鼓众抗拒。”
L?01地方官面对这种“顽户逋粮之恶习”
，竟至无奈其何，只好主动要求辞职。
这一事例表明，基层社会的高度自治化，对中央集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
清王朝的覆灭及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可以说是基层社会高度自治化的必然结果。
应当指出，明清时期的里甲户籍，不仅是征派赋役的基本单位，而且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光绪《漳州府志》引述前人记载云：“县中应里长者，皆丁多粮多之户，素已欺凌弱户。
……里户老少，皆称里长，目甲首为子户、为图民。
甲户虽斑白垂老，见孩童里户，必称叔行。
甚至甲户没故，遗下子女，里户径为主婚、买卖。”
I81这种基于里甲户籍制度的门第等级观念，直至清末依然牢不可破。
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记载：
洪武初年……我族产米视他甲倍多，乃列我郑姓四五都一甲（甲首），依次第立在石牌上。
时景山李姓，附我一甲，历次值壬年祭春；大帽刘姓及溪头张姓，亦附一甲祭秋；我祖郑姓当主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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