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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而氏族与氏族间的争斗，亦往往靠实力解决。
《左氏》成公三年，知罃被楚国释放的时候，说“首（罃父），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
。
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华费遂说：“吾有谗子而弗能杀。”
可见在古代，父可专杀其子。
《白虎通义·诛伐篇》却说“父杀其子当诛”
了。
《礼记》的《曲礼》、《檀弓》，均明著君父、兄弟、师长，交游报仇之礼。
《周官》的调人，是专因报仇问题而设立的。
亦不过令有仇者避之他处；审查报仇的合于义与否；禁止报仇不得超过相当限度而已；并不能根绝其事。
报仇的风气，在后世虽相沿甚久，习俗上还视为义举，然在法律上，总是逐步遭遇到禁止的。
这都是后世法律，较之古代进步之处。
但家长或族长，到现在，还略有处置其家人或族众的权力，国家不能加以干涉，使人人都受到保护；而国家禁止私人复仇，而自己又不能真正替人民伸雪冤屈；也还是未尽善之处。
法律是不能一天不用的。
苟非文化大变，引用别一法系的法律，亦决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革。
所以总是相承而渐变。
中国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经》。
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陈群《魏律序》，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
魏文侯在位，据《史记·六国表》，是自周威烈王二年至安王十五年，即民国纪元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至二千二百九十八年。
可谓很古老的了。
撰次，便是选择排比。
这一部书，在当时，大约所参考者颇博，且曾经过一番斟酌去取，依条理系统编排的，算做一部佳作。
所以商君“取之以相秦”
，没有重纂。
这时候的趋势，是习惯之力（即社会制裁），渐渐的不足以维持社会，而要乞灵于法律。
而法律还是谨守著古老的规模，所规定之事极少，渐觉其不够用，法经共分六篇：《魏律序》举其篇目，是（一）盗，（二）贼，（三）网，（四）捕，（五）杂，（六）又以一篇著其加减。
盗是侵犯人的财产。
贼是伤害人的身体。
盗贼须网捕，所以有网捕两篇。
其余的则并为杂律。
古人著书，常将重要的事项，独立为篇，其余则并为一篇。
总称为杂。
一部自古相传的医书，号为出于张仲景的，分为伤寒、杂病两大部分（杂病或作卒病，乃误字），即其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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