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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
按宋代役法，原有签差雇募之分。
雇役之法：（一）者成为有给职，其人不至因荒废私计而无以为生。
（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会做，有人不会做的，不会做的人要赔累，会做的人则未必然。
官出资雇募，应募的自然都是会做这事情的人，决不至于受累，所以雇役之法，远较差役为良。
但当时行之，甚不普遍。
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
此法从我们看来，所失者，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将可以签差之事，仍留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钱雇募。
使（一）农民本可以劳力代实物或货币的，亦概须以实物或货币纳税。
（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劳力的事，亦因力役的习惯亡失，动须出钱雇募。
于是有许多事情，尤其是建设事务，因此废而不举。
这亦是公家的一笔损失。
但就雇役和差役两法而论，则雇役之法，胜于差役多了。
而当时的旧党，固执成见。
元祐时，司马光为相，竟废雇役而仍行差役。
此后虽亦差雇并行，总是以差为主，民受其害者又数百年。
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昔人总称为杂税。
看这名目，便有轻视它、不列为财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
这是前人见解的陈旧，说已见前。
然历代当衰乱之际，此等赋税，还总是有的。
如《隋书·食货志》说，晋过江后，货卖奴婢、马牛、田宅、价值万钱者，输钱四百，买者一百，卖者三百，谓之“散估”
，此即今日的契税。
又说：都东方山津，都西石头津，都有津主，以收获、炭、鱼、薪之税，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余，小市十余，都置官司收税；此即商税中之过税及住税。
北朝则北齐后主之世，有关、市、邸、店之税。
北周宣帝时，有入市税。
又酒坊、盐池、盐井，北周亦皆有禁。
到隋文帝时，却把这些全数豁免，《文献通考·国用考》盛称之。
然以现代财政学的眼光评论，则还是陈旧的见解。
到唐中叶以后，藩镇擅土，有许多地方，赋税不入于中央；而此时税法又大坏；中央收入减少，乃不得不从杂税上设法。
宋有天下以后，因养兵特多，此等赋税，不能裁撤，南渡以后，国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顿。
于是此等杂税，遂渐渐的附庸蔚为大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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