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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至隋世，遂禁止乡官听讼。
《日知录·乡亭之职》一条说：“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
此先朝之旧制。
今人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辞讼。
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
事涉重者，始白于官。
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
则明太祖尝有意恢复乡官听讼之制。
然《注》又引宣德七年陕西按察佥事林时之言，谓“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
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
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
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
狱讼之繁，皆由于此”
。
则其事不久即废。
不须多设法院，而社会上亦能发扬正义，抑强扶弱，不至如今日之豪暴横行；乡里平亭，权又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是为最善。
那就不得不有望于风俗的改良了。
古代的法律，本来是属人主义的。
中国疆域广大，所包含的民族极多。
强要推行同一的法律，势必引起纠纷。
所以自古即以“不求变俗”
为治（《礼记·曲礼》），统一以后，和外国交通，亦系如此。
《唐律》：化外人犯罪，就依其国法治之。
必两化外人相犯，不能偏据一国的法律，才依据中国法律治理。
这种办法，固然是事实相沿，然决定何者为罪的，根本上实在是习惯。
两族的习惯相异，其所认为犯罪之事，即各不相同。
“照异族的习惯看起来，虽确有犯罪的行为，然在其本人，则实无犯罪的意思”
，在此情形之下，亦自以按其本族法律治理为公平。
但此项办法只能适用于往来稀少之时。
到近代世界大通，交涉之事，日益繁密，其势就不能行了。
中国初和外国订约时，是不甚了然于另一新局面的来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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