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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
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祟拜偶像。
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
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
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
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
，许之。
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
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
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
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
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
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
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
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
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
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
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
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
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
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
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
骚扰且及于黑龙江。
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
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
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
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
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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