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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
，《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
，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
，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
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
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
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
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
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
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
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
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
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
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
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
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
贞观二年也！
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
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缙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
，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
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
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
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
之假说，殆成铁案矣！
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
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
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
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
——吾知读者必生厌矣。
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
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
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
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
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
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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