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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
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凋落。
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
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
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
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
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
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
而彼三族者皆同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
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
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
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
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
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
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
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
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
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
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
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竞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日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日有害也。
然则吾侪竞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
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远元。
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
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
，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
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
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竞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
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
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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