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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列传不过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质归类。
每篇之首，都有总序，与平常作传先说名号籍贯者不同，我们看总序，不待细读全篇，先已得个大概。
例如每个大战役，内中有多少次小战，每战形势如何，谁为其中主人，开头便讲，然后分别说到各人名下。
像这种作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
所传的人的位置及价值亦都容易看出。
我们常说《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
当初郑樵作《通志》的时候，原想改造《十七史》，这种勇气很好；即以内容而论，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错；可惜传的部分实在作得不高明，不过把正史列传各抄一过而已。
读《通志》的人大都不看传，因为《通志》的传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没有什么异同。
改造《二十四史》，别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传方面只须用魏书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
让一步讲，我们纵不说改造《二十四史》的话，即是做人物的专史，终不能不作传。
做单传固然可以，不过可合则合，效果更大。
合传的性质，各人的分类不同。
依我看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超群绝伦的伟大人物，两下有比较者，可作合传。
第二类，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许多人性质相近者，可作合传，以下根据这两类分别细讲：
（一）人物或二人或二人以上可以作篇合传，又可分为四小类：
（1）同时的人，事业性质相同或相反，可合者合之。
例如王安石与司马光时代相同，事业相同，两人代表两派，凡读《王安石传》时不能不参考《司马光传》；与其分为两篇，对于时代的背景要重复的讲了又讲，对于政治的主张有时又不免有所轩轾；何如合为一篇，可以省事，而且搜求事迹亦较公平。
再如朱熹与陆九渊，时代相同，性质不同，代表的方面亦相反，作了《朱传》再作《陆传》，一定要犯上面所说的重复和偏见两种毛病，合在一起，就不至于恭维这个，瞧不起那个了。
又如曾国藩与胡林翼，时代相同，事实亦始终合作，单作《曾传》非讲胡不可，单作《胡传》非讲曾不可，两人地位相等，不能以曾附胡，亦不能以胡附曾，应该合为一传，平均叙述。
更加李白与杜甫，虽未合作，亦非相反；然同时代，可以代表唐时文学的主要部分；讲李时连带说杜，讲杜时连带说李，两下陪衬起来，格外的圆满周到。
假使把他们分开，就不免有拖沓割裂的痕迹了。
（2）不同时代的人，事业相同，性质相同，应该合传。
例如汉武帝与唐太宗，时代不同，而所作的多是对外事业，汉族威德的发扬光大，两人都有功劳；合为一传，可以得比较其在中国文化上的位置及价值，愈见明了。
再如曹操与刘裕，时代不同，性质大部分相同；都在大乱之后，崛起草泽，惟皆未能统一中国，遂令后世史家予以不好的批评；若把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可以省许多笔墨，而行文自见精彩，加判断的时候亦比较的容易公平。
又如项羽、李密、陈友谅，时代不同，事业大致相同，都是遭遇强敌，遂致失败；这种失败的英雄可以供我们凭吊的地方很多，合在一块作传，情形倍觉可怜。
更如苻坚、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金世宗、清圣祖，时代不同，事业相同，都是以外国入主中国，努力设法与汉人同化；合为一传，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族同化到中国的情形；全部历史上因为有这几个人，变迁很大。
（3）专在局部方面，或同时，或先后，同作一种工作，这类人应当合传。
例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都在中国历史哲学上有极大的贡献；史学观念的变迁和发明皆与他们有密切关系。
三人合在一块作传，可以看出渊源的脉络：前人的意见，后人如何发挥；前人的错误，后人如何改正。
中国历史哲学就容易叙述清楚了。
又如鸠摩罗什与玄奘，都是翻译佛经事业的，伟大相若；两个人代表两大宗派，一个是三论宗的健将，一个是法相宗的嫡传；作他们两人的合传，可以说明印度佛教宗派的大势力，中国译经事业的情形。
又如公孙述、刘备、李雄、王建、孟知祥都在四川割据称雄，只能保守，不能进取；把他们几人合传，可以看出四川在中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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