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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记时事却太详细了。
朱子虽然做了许多官，但除了弹劾韩佗胄一事之外，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也没有受时事的大影响。
所以有许多奏疏也实在不必枉费笔墨记载上去，因为大半是照例，和时局无关系。
这种介在可详可略之间，最须费斟酌；稍为失中，便不对。
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
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
但有时不依原则，也有别的用处。
譬如凌廷堪、张穆的《元遗山年谱》，记载时事很详，其实元遗山和时事并没有多大关系，本来不必这样详；凌张以为读元遗山的诗和读杜甫的诗一样，非了解时事则不能了解诗，其实错了。
但从别一方面看，金元之间，正史简陋的很，凌张以元遗山做中心，从诗句里钩出许多湮沈的史料，放在年谱内，虽然不合原则，倒也有一种好处。
不善体会上面说的详略原则，有时会生出过详过略的毛病。
譬如张尔田的《玉谿溪生年谱笺注》记载时事极为详尽，只因他的看法不同。
他以为李义山做诗全有寄托，都不是无所为而为，这实不能得我们的赞成。
诚然，人们生于乱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张氏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价值。
但是我们细看李义山的诗，实在有许多是纯文学的作品，并非有所感触，有所寄托。
张氏的笺注时事，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我们应该观察谱主是怎样的人？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才可以定年谱里时事的成分和种类。
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的调剂，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
总期恰乎其当，使读者不嫌繁赘而又无遗憾，那就好了。
（二）关于记载当时的人
个人是全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行动，不能离社会而独立。
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人。
年谱由家谱变成，一般人作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
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作年谱的人所注意。
这实在是一般年谱的缺点。
比较最好的是冯辰的《李恕谷年谱》。
因为他根据的是李恕谷的《日谱》，所以对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记载。
我们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学问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颜李学派发展的状况，实在令人满意。
《曾文正公年谱》可不行。
因为曾国藩的关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关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见曾国藩的伟大。
翻回来，再看《王阳明年谱》。
我们因为王阳明的学问和他的朋友门生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门生某年生，某年才见王阳明，往后成就如何。
钱德洪等做年谱，只把所闻所知的记了一点，却忽略了大多数，实在令我们失望。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也是一样。
朱熹到底有多少门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来如何？我们全不能在上面知道。
像朱王这类以造就人才为事业的人，我们替他们作年谱，对于他们的门生属吏友朋亲故，应该特别注意；记载那些人的事迹，愈详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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