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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咸丰同治间政局唯一的中心人物，他的年谱记载时事应该很详细。
除了谱主直接做的事情以外，清廷的措施，偏将的胜负，敌方的因应，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谱主有密切的关系，如不一一搜罗叙述，何以见得谱主立功的困难和原因？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
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
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
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
假如要作李鸿章的年谱，尤其要紧的是要把背景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强国。
因为李鸿章最初立功，就因利用外交，得了外国的帮助，才和曾国藩打平太平天国。
假使不明白各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如何知道他们成功的原因。
后来他当了外交的要冲，经过几次的国际战争，缔结几次的国际条约，声名达于世界。
他诚然不善于外交，丧失了国家许多权利；但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事事受制于人，除了明白中国的积弱情形以外，尤其需要明白世界的大势。
因为十九世纪之末，自然科学发达的结果，生产过剩，欧洲各国都拼命往东方找殖民地和市场，非澳二洲和亚洲南西北三部，都入了白人的掌握，所以各国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国。
那时世界又刚好出了几个怪杰，德国的俾斯麦，俄国的亚历山大，日本的明治帝，一个个都运用他们的巨腕，和中国交涉，而首当其冲者是李鸿章。
假使世界大势不是如此，李鸿章也许可以做个安分守己的大臣。
所以我们要了解李鸿章的全体，非明白他的背景不可；而且背景非扩充到世界不可。
这种责任，不是专传的责任，非年谱出来担负不可。
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
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
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昧，一一翔实的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
最可笑的是《宋史·王安石传》：他不能写出王安石和新法的真相，只记述些新法的恶果和反对的呼声，使得后人个个都说王安石的不好。
最可嘉的是蔡上翔《王荆公年谱》：
他虽然为的是要替王安石辩护，却不是专拿空话奉承王安石。
他只把从前旧法的种种条文，新法的种种条文，一款一款的分列，使得读者有个比较。
他只把王安石所用的人的行为，攻击王安石的人的言论，一件一件的分列，使得读者明白不是变法的不好，乃是用人的不好。
像这样，才是史家的态度。
作政治家的年谱，对于时事的叙述，便应该这样才对。
上面几段讲的是纯粹政治家的年谱作法，此外还有一种政治兼学问，学问兼政治的人，我们若替他作年谱，对于时事的记载，或许可以简略点，但须斟酌。
譬如王阳明是一个大学者，和时事的关系也不浅。
但因为他的学问的光芒太大，直把功业盖住了，所以时事较不为作他的年谱者所重。
其实我们为了解他成功的原因起见，固然不能不说明白他的学问；为了解他治学的方法起见，也不能不记清楚他的功业。
因为他的学问就是从功业中得来，而他的功业也从他的学问做出，二者有相互的关系。
所以他的年谱，对于当时大事和他自己做出的事业，都得斟酌著录。
《钱竹汀年谱》，颇能令人满意。
因为钱竹汀和时事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年谱记时事很简，自然没有什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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