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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马迁创作这种体裁,实在是史学的功臣。
就是现在作《清史》,若依他的体裁,也未尝不可作好,不过须有史学专家,不能单靠文人。
自从他这个大师打开一条大路以后,风起云涌,续《史记》者有十八人;其书虽不传,但可见这派学风在西汉已很发达了。
司马迁以后,带了创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作的《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体裁半是创作,就在断代成书这点。
后来郑樵骂他毁灭司马迁的成法,到底历史应否断代还有辩论的余地,但断代体创自班固则不可诬。
从此以后,断代的纪传体,历代不绝,竟留下了二十余部。
称中国历史,必曰《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断代的纪传体。
谈起这体的开山祖,必日班固。
所以班固须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苟悦,即《汉纪》的作者。
史的发达,编年在先,纪传在后。
司马迁以前,全是编年;以后,纪传较盛,但仍感有编年的必要。
《汉纪》即编年体,荀悦的地位同于班固。
班固变通代的纪传体为断代的,荀悦也变通代的编年为断代的。
所以荀悦也须一叙,以表示这种趋势。
第一期的史家有这么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
经过这一期以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的,史家多极了。
据刘知几的计算,自东汉到唐初不下百余家,这是史学极盛时期,单是《晋书》就有十八家做过,自唐代官修《晋书》出而十八家全废。
此外宋、齐、梁、陈、北魏、北周、北齐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国,或编年,或纪传,无不有史,即无不有史家。
但那时著作,多半因袭,没有创作。
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后来得国家的帮助,国家把他当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书,这都受司马迁、班固的影响。
这些人和唐以后不同,都是一个人独立作史,或父子相传,或兄弟姊妹同作。
他们的成功与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问题;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愿参杂别人的见解,和唐后官修史书完全异致。
唐以后,史学衰歇,私人发宏愿做史家的很少。
国家始设立馆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
这种制度,前代也许有,但都是暂时的;到唐代才立为法制,但有很多毛病,当时刘知几已太息痛恨,而终不能改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闷烦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
他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
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
这可以让第三部分讲。
宋朝有好几部创作:(1)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记》,好不好,另一问题;但在史家的发达变迁上,不能不推为一个复古的创作者。
他在隋唐、五代空气沉闷以后,能够有自觉心,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作司马迁,而且要作孔子,这种精神是很可嘉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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