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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五代史记》以外，还和宋祁同修了《唐书》。
《唐书》的《志》这部分是他作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
表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创作。
所以，欧阳修所著的书，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总不失为“发愤为雄”
的史家。
（2）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
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
自荀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汉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
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
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
先头作了《长编》，比定本多好几倍；后来又另作《考异》，说明去取的来由；作《目录》，提挈全书的纲领：体例极完备，《考异》的体例尤其可贵。
我们学古人著书，应学他的方法，不应学他的结果。
固然考异的方法，司马光也运用得不曾圆满，我们还可纠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够创作这种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劳。
自有此法以后，一部史书著成，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据的所在。
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
（3）司马光附属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资治通鉴》，编成《通鉴纲目》，虽没有做好，自不失为小小的创作。
他改直叙的编年体为和《春秋》、《左氏传》一样的纲目体，高一格为纲，低一格为目。
其注重点在纲，借纲的书法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贬之意。
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国的正统改魏为蜀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其好处在创造纲目体，使读者一看纲就明白一个史事的大概。
这种体裁还可运用到编年以外的体裁，纪传可用，书志也可用。
如后来钱子文《补汉兵志》，钱德洪作《王阳明年谱》，就用这体。
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
但创造这体的人是谁。
还有问题。
《元经》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则这体是他们所创，但不可靠。
无论如何，用纲目体来作史，自朱子起，则可无疑，所以朱子可称史家。
（4）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
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
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
这种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过，《隋志》载他们作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传，不知其内容怎样。
郑樵在史学界，理论上很有成绩，实际上的工作如作《通志》可谓大失败。
《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
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
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
《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
（5）此外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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