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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学）与西学是相合的，刘师培便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
[24]，不若后世之有学无术。
那么，秦汉以降，“国学”
何以变成“君学”
并渐渐失去生命力，不复当年“有学有术”
之光辉，便是值得考究的问题。
由是，学术史理所当然地走上学术前台。
还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已有西方人总结自身学术发展历程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如在《游学译编》上便刊有《十九世纪学术史》，刘师培也征引过西人《学术沿革史》。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类著作对当时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学术史之风起了多大影响作用，但既然其已传入国内，刘师培等人又已读到过，想必是会起些间接影响作用的。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4页。
[2]有学者认为“自《论六家要旨》以后，中国古代被称为‘学术史’的著作大抵有两类，一是目录，二是学案”
。
（葛兆光：《思想史与学术史》，见《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中国古代目录学家虽也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但目录毕竟以对书的分类登录为主，缺乏对学术源流与脉络的精细分析，而且见物不见人，所以较完善的学术史似应从学案创立算起。
另外，梁启超也提及“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
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36页。
）真正的学术史应自《明儒学案》开始。
[3]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见《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45页；朱维铮认为《訄书》手校本应始订于1902年，至少不会早于1901年，否定1900年的说法。
见朱维铮为《章太炎全集》（三）所写之《前言》。
[4]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181页。
[5]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时势单力孤，还不足以形成引导学界之潮流，故学术史称不上当时的显学。
[6]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4期。
[7]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7期，1905-8-20。
[8]“此种见解的理论依据，是国粹派受斯宾塞的理论影响而形成的‘文化有机’论。”
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1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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