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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民族意识看得高于一切。
所以他除表彰孙兰外，对徐石麒的抱学以隐，不仕新朝；蔡廷治的抛弃清廷功名，“授徒课子以终其身”
，[41]都甚为赞赏。
平心而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评价学者，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局限于此看问题，不可避免会产生片面性。
可贵的是，刘师培并不完全囿于此视角，他主要还是以学术的眼光看待学术。
因此，他尽管表彰了乡先贤的民族精神，但传记中的大量篇幅还是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如孙兰在明末从西人汤若望学，精于历法；徐石麒精研名理，谈经论史，可拟王夫之；蔡廷治长于《易》学，且杂糅儒佛；朱泽沄长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等等。
[42]对这些并不闻名于世的乡先贤学术的阐扬，表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已不仅停留在对创造了主流学术的一流学者的研讨上，而且也开始深入到普通学者层面。
尽管这非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对前辈学者表彰乡先贤之风的发扬，但从学术史角度言之，实属难能可贵。
[1]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见《遗书》，554、555页。
[2]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1页。
[3]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2页。
[4]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九，见《遗书》，1541页。
[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书〈朱陆〉篇后》。
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73、77页。
[6]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见《龚自珍全集》，第5辑，3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陈澧强调：“朱子好考证之学。”
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十一，《朱子》，德林堂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朱一新亦谓：“宋儒以汉唐训诂已详，而义理犹或未备，故详此而略彼，亦非谓训诂可以不讲也。
朱子生平尤于此致意焉，文集、语录及他所著书，班班可考。
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
见朱一新：《评某生论科举》，《佩弦斋杂存》卷下，葆真堂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8]“中国学术，以郑君、朱子集其大成。”
见刘师培：《跋沈小宛义塾附祀先儒议》，见《遗书》，1974页。
[9]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98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见仓良修编：《文史通义新编》，73页。
[11]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5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明代学术的一片贬斥声中，刘师培独对其有较高评价，除《清儒得失论》外，在《王学释疑》里，他也反对那种认为王学“遗问学而尊德性”
、“轻实践而尚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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