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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
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
居四民之首的士在向新型知识人转化的过程中，却未能避免读书人整体在社会上的边缘化。
伴随着近代正统衰落、异军突起的整体趋势，边缘知识人和军人、职业革命家、工商业者等新兴社群一步步崛起，进而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不论从思想演化还是社会变迁及其互动关系看，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
由于旧者“欲避顽固之名”
，而新者还要更新，中间主干之位的空虚就成为近代中国的持续现象。
甚至经典的淡出和帝制改共和这样以千年计的根本巨变，也没能改变新旧之争的绵延持续。
因为前者本是重心丧失的一个关键因素，后者似亦未能形成一个新的重心。
这最能提示新旧之争与思想社会失重的关联，也说明这一现象在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趋新大趋势的影响，既存研究中偏旧的一方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新旧本身及其竞争的认识。
但旧的失语并不意味着旧的隐去，有时反因此而过度彰显其旧的形象。
例如，在较长的时间里，学界多以为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倾向是守旧，其实湘学原处边缘，因湘军兴起而导致“湘运之起”
，才逐渐走向中央。
咸同一代湘籍人物基本在洋务这一趋新路向之上，这才是近代湖南文化的主流。
到后湘军时代，新派在甲午后重建从魏源到郭嵩焘、曾纪泽这一趋新学脉时，旧派提不出可以取代的著名湘籍学人，只能予以默认，故乡邦意识使湖南士人难以完全守旧。
另一方面，正因一些湖南旧派代表人物在既存研究中的失语，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及其对国情的实际认知，都较少为人所关注，而往往据其旧的标签做出带有价值倾向的判断。
实际上，戊戌维新时期旧派中最受瞩目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也都主张变法（具体内容与新派有别），并曾一度支持或实际参与新政（程度有不同）。
若认真考察史实，他们的思想观念都颇具新成分。
与此相类，新派中人也有不少旧观念，如南学会主讲皮锡瑞，主要是态度趋新，在学理上则不甚知新，而更多处于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阶段。
当时新旧双方的许多思虑其实相近，也暗中分享不少对立面的观点。
他们都认识到西潮冲击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并思有以因应，其区别主要在于对冲击影响所及的面相、严重性以及迫切的程度之上：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又必引起内乱，从而造成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将先生内乱而招外侮，然后亡国。
重要的是，湖南的旧派在相当时期内实际是与改革的朝旨作对，这一非常规的政治行为，要求更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充分认识到新旧中西之间的纠结缠绕，就可看到，旧派诸人不甚反对西学，而更反对康有为模式的公羊学。
因为后者的自乱阵脚危及文化的根本，远比引进西学可怕，故不能不挺身出来说话。
如果说清末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进入民国不久，他们就为陈独秀和胡适所取代。
陈独秀被胡适称作“终身的反对派”
，其传奇人生尤其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
他一生言论的核心，即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
与“民”
的关系需要厘清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
陈氏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又因关注趋新青年这一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与胡适一起成为新的标志性人物。
在此进程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五四”
时最重要的刊物，但后期则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与陈本人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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