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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师不能为思想言说中心，即政治中心与言说中心两分时，多半已是乱世而非治世。
明清鼎革，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士人或不仕二朝，或不仕“夷狄”
，多散居山林。
几代人后满汉意识渐淡，京师乃复为思想言说中心。
太平天国起，政治权势从中央往地方倾移，封疆重臣的幕僚集团已有形成言说重镇之势。
洋务运动起而新学兴，新学的中心却在东南，京师已渐失竞争能力。
戊戌变法时京师一度有成思想中心之势，但转瞬星散。
庚子义和团事发，京津士人四出避乱，而新老趋时名士多集中于上海，隐然成一新言论重心。
虽然为时不长，且各方意见很不统一，但也成为不少新人借以成名的机缘。
故梁启超的文章方风行于海内外，而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等言论界新人已露头角。
江南言论重心由两广而湖湘而江浙，虽半由偶然，却不可忽视。
到科举废而新旧攻守之势异，言论中心更随之而转。
汪康年在废科举后的1907年指出：“政府者宜多方罗致，使四方有怀欲陈者悉趋而麇聚于京师而上之于朝廷，使全国人心皆以京师为依归，而朝廷亦得听采之益……今使四方之奇人杰士，末欲至京师而散处于山颠水涯，或远适异国，而各为其所欲为，如是则京师谓之空无人焉可也。
不特此也，奇人杰士之踪迹，不向于京师则必背于京师。
踪迹之向背，即心迹向背之符也。”
汪氏可谓深得思想与社会互动之机。
他观察到：“今士至都者，不为官则为学堂教习，否则以考试，无他目的也。”
盖朝廷“若以富贵为招，则来者皆志在禄糈，而于国家无与”
。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令静整宏达之士，以报馆之名，使首建议论于都中而布之四方。
使都城与各省互相开引，而妄谬欺蠹之官吏，亦有所惮而不敢肆。
以士招则士至，以言招则言至。
士至言至，则天下之人心皆至。
如是则朝廷之势不孤，而国事亦有所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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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学制既改，士的社会来源断绝，养士的翰林院已不复能起思想的社会聚合作用，而新办的京师大学堂也未能集中人才。
恰如汪康年所言，京师既不能为思想言说中心，又不能与各省互相开引，则清廷势益孤，垮台是早迟的事。
在道治二统两分的情势下，民国后蔡元培主北大，颇能在北京重建全国思想言说中心。
这部分是因为趋新已成全国风向，东南之新学优势顿失；留学生欲为官任教者，齐聚京师，北京俨然再成中心。
但因北京政治及教育皆不能保持稳定，不仅未能形成真正的全国性政治中心，且言论中心也于数年间聚而复散。
北伐前后知识人纷纷南下，却也未能在南方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言说中心，中国言论中心自此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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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
同时，由于科举制废除而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
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规律”
的需求而崛起，是知识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的又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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