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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结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
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
以应付新的局势。
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亦无非新型翰林院也。
且清季士人心态已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
他在1904年对新进士金梁说：“京师人才所萃，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
官岂可求，唯学问必求而始得尔。”
[60]可知彼时不仅政治中心与言说中心两分，而主事者竟然以为分开才是正常，士人观念已大转。
民国后学生已平民化，蔡元培长校后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
，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
。
[61]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科举已去，官吏不复要求资格。
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民国政府及彼时知识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
民国官场之滥，即从为官不要求资格始。
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
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
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人，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
即职业官吏。
但大夫既然不从士来，又并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
一途。
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
“民国成立，军焰熏天”
，便是时代的写照。
[62]有人曾与民国报人王新命谈起他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
。
王氏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
[63]正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出将入相”
终非正途，且将也并非都能相。
在中国的传统选举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
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
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
[64]不管知识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知识人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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