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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到19世纪80年代，湖南涉教文件开始激增，从不及各省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到超过平均数，其中光绪十三至二十一年间（1887—1895）超过平均数一倍。
不过那正是周汉反教事件之时，档案文件主要为相关的揭帖。
据张朋园的统计，这段时间湖南教案共五起，案件数似不能算高。
[66]甲午后湖南涉教事件可见明显回落，又大大低于各省平均数。
总体考察，在19世纪最后40年间，湖南涉教文件数量与各省平均数的比值为1∶0.72，与全不以排外著称的湖北持平而实际数字稍低。
涉教文字的多少不一定完全反映是否排外的实际（比如湖北这段时期共有教案43起，就比湖南27起高得多，而文字的数量却非常接近），也有可能湖南民风的悍烈起了威慑作用，使传教士望而却步（这至少不适合于耶稣会士，盖成为殉道的烈士正是他们所向往的。
同时，教案最多的四川省传教事业远比湖南发达也表明此说难立），也许更主要的是交通不便造成湖南的中外交往不多。
总的说来，除周汉案这一特例外，从湘军兴起到戊戌变法时，统计数字似不支持湖南排外明显甚于他省这一习惯说法。
但湖南以排外著称又的确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要到1897年年底，才第一次有外国人获准正式在湖南的常德府居住，衙门张贴的保护告示说：奉旨保护传教士，今有两名美国传教士江爱德（E.D.，其华名提示着他约是江戴德即LymanD.之子侄）和卞良臣（F.B.Brown）在西门外赁屋居住，签有租约。
故此沿街布告，本府子民勿得骚扰生事。
美国驻华代办就此报告说：“这是外国人在湖南定居的第一例，因此颇值得注意。
湖南的面积约与堪萨斯州相等，其居民向以强烈仇外著称。”
[67]皮锡瑞也指出：耶教发展遍及全世界，并“及于中国，惟湖南省城无教堂，外府州县亦多有之”
。
[68]
可以说，在甲午前的一定时期内，湖南确以排外著称，其排外的名声很可能因周汉事件而鹊起；且因为湖南反教活动以揭帖等文字方式表述为多，流传各省，故实际影响或大于其他一些省区。
[69]但周汉反教案有其特殊性，传教事业在湖南并不发达，与周汉等反教的激烈，似乎提示着反教是否厉害与当地的开放及传教事业的发展不一定成正比。
林能士注意到：与他省比较，湖南反洋教揭帖“以整个中国为对象时居多，并且处处显示湖南与中国命运的关系”
。
[70]这最能说明湖南人的排外和反洋教活动以基于传闻的想象为主：正因为湖南本身几乎没有定居的传教士，故其反教只能以全国为对象，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防患于未然的意味。
这与士人的文化忧患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正因其注重文化竞争，故特别为外国人所关注。
实际上，湖南排外守旧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人协助形成的。
《湖南时务学堂公启》说“海内海外”
咸以守旧目湘士[71]，即揭示出外人参与了这一形象的塑造。
以汉口为中心长期在两湖地区传教的杨格非（GriffithJohn）于1891年年底说：“湖南排外运动的领袖是所有进步事业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决心反对引进每一项新事物，不管其多么有利于中国。”
[72]《万国公报》说：“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
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
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
《国闻报》也说：“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
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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