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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认为晚清政治运作相当自由和开放（多数人显然不同意），否则就必须深入分析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读书人有这样的大胆表现。
由于旧派在现存研究中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
（voiceless）状态，我们对湖南旧派人物的认知大致不出近代“顽固派”
或“保守派”
的固定形象，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既存诠释似难以解释旧派人物何以能有这样的政治胆量。
而这一问题又与晚清的政治运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朝野关系及官绅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面相密切相关，实不容忽视。
可以说，一个比较全面的丁酉戊戌时期湖南新政及新旧之争的动态历史图像还有待重建。
这样的重建至少需要一组立足于实证的系列文章，本文只是其中一个不大的侧面，希望能尽量减少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成见，采取朱熹所说的“虚其心”
（openmind）的态度来对待当时湖南一些旧派代表人物的言行，并尽可能将他们在丁酉戊戌期间的言行置于此前此后较长时段内他们观念与行为的脉络以及与当时新派人物的互动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庶几对其“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
（陈寅恪语）得出一个比较贴近史实的认知。
不敢言拾遗补阙之功，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从全国语境看，甲午中日战争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几乎已不存在。
即使是恶西学如仇雠、据说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的徐桐，也强调中国自己应“一意修攘，图自强”
。
徐以“顽固”
著称于史书，他使用的“话语”
固有传统如“修攘”
者，到底也包括流行不久的“自强”
一类，最能体现旧中有新的时代现象。
陈鍫和汤志钧早就注意到，甲午后，连“握有军政实权的后党官僚”
如王文韶、荣禄等均提出了改革的主张。
两人都在戊戌变法前后得到重用，后者尤被视为反对新政的核心人物。
而这两人恰是新政的重要推动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先后荐主，特别陈任湘抚正是荣禄举荐；陈后来能仅受革职的处分，大约也因此。
所以汤先生说陈“原属后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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