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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上考察到最高层次，如果没有长期实际主政的慈禧太后的首肯，从咸同时开始推行并在后来得到进一步推进的洋务或自强活动，以及在士林中连带而起的趋新思潮，应该说几乎都难以发展。
其实慈禧太后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态度并不像一般认知中那样仅有“保守”
一面。
就在戊戌变政后不久，她也曾对外国人表示友好。
1898年12月13日，慈禧太后首次接受了七国公使夫人面贺她六十四岁万寿。
主政的太后有此姿态，必然影响余人的态度。
正如美国公使的报告所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皇后或太后第一次接见外国夫人们，故可期望由此将产生某种善果。
可以相信，这一接见将在皇宫内引起观看和了解西人和西方事物的愿望；而当广大中国人民普遍得知太后本人愿意接见并招待外国人时，他们[对外国人与事]的反感会部分减轻。”
[10]
因此，到19世纪后期，中国朝野所谓“守旧”
，大致都不过是相对而言。
当然，由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发展有明显不同步的特征，存在一些区域性的例外也是可能的。
过去不少人将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守旧和排外视为导致一些士人守旧的基础因素之一，这当然不全是无根之谈；但以曾国藩那一代人镇压太平军起义而导致“湘运之起”
为转折，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可见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明显过程。
而那一代湖南人又恰是推动中国洋务或自强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形成的湖南在全国的形象，也就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趋向，显然是趋新而不是守旧。
故近代湖南的区域文化不应该是导致部分湘籍士人守旧的重要因素。
[11]
在晚清的“人治”
社会中，一个地区是否实行政教改革，地方官的态度至为重要。
可以说，甲午后湘省主要官吏的趋新是新政在那里得以推行的主导力量。
既然趋新而非守旧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趋向所在，而实行新政又上有朝旨支持，更为地方大吏所推动，湖南的所谓旧派不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新政，且他们实从内心赞同某种程度的改革，只不过各有不可逾越的最后准则（各人又不尽相同，所以参与程度不一，退出的先后也不一）。
同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还有更为深远的关注和思虑。
清季湖南旧派并不全旧这一点不少人都已论及，唯其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及其对国情的实际认知，迄今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对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心愿意参与新政，还是因学堂等本是诏书规定办且由现任巡抚主持故必须适当表明支持的态度，应有更细致的区分。
同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显然有一个始新而转旧的过程，何以会如此，更应做认真的考察。
其实旧派诸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受瞩目的王先谦与叶德辉就有所不同；以学术名的王、叶后来虽与那些学问不深的旧派士绅结为反新同盟（并因其学术地位而为该同盟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其心态和思虑也有相当大的区别。
全面分析旧派诸人的观念异同只能另文为之，以下仅以王、叶为例，简略考察当时湖南士绅的新旧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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