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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中国近代明确的新旧之分，即在戊戌变法之时。
从长远看，在整个近代中国的新旧区分上，杨、陈、胡等人大体都曾属于偏新的一边，而又不免相继“落伍”
。
尤其是不少曾经趋新的人物在不断更新的时势下虽然心存“落后”
观念，却“迫于事势，噤不得发”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近代中国尊新的程度，及新旧之分和新旧之争的曲折微妙，还可做更多面相和更深层次的探索。
过去对不同时期新旧人物社会角色的更替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者正基于我们对戊戌前后新旧之分初起时各类人物在思想观念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错位与互动，仍缺乏深入的理解。
不仅湖南，整个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旧之争，应该还可以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索、解读和诠释。
原刊《历史研究》1998年5期
[1]这也可见西方的影响，如前文所引述，“守旧党”
的称谓，即可能是西来的。
[2]李群：《杀人篇》，载《清议报》，88期（1901），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23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29～146页。
[4]如邓潭洲：《十九世纪末湖南的维新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年1期；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中的数篇长文；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台湾大学文学院，1972；小野川秀美：《戊戌变法与湖南省》，李永炽译，载《大陆杂志》，39卷9期（1969年11月）；.Lewis，“TheHueandtheReformMovement，1895-1898，”
JournalofAsianStudies，29：1（Nov.1969）；NorikoKamaingTsup-hsienandtheJapaneseMe，Mass.：HarvardUyPress，1981，chap.8；汤志钧：《戊戌变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的第4章及《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的第5章；周秋光：《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
[5]这一倾向也始于梁启超，他在1924年撰《近代学术之地理分布》，论湖南时最后已述及皮锡瑞和谭嗣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77页），却只字不及叶德辉。
其实若从民国湘学反溯晚清，则民国湘籍学人最有成就者或当推杨树达和余嘉锡，杨固从叶氏学，而余所长的目录学也正是叶最为人称道者，皆恰好接续在叶氏一途。
传人当然不是衡量学术的唯一标准（谭早逝不必论，皮却长期授学于乡，其学似未见承续），但能有大成就者皆出一途，至少说明叶的学术地位实被忽视。
[6]熊希龄致陈宝箴，《湘报》，第112号，页446A～B，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本。
[7]一个例外是陈鍫的《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载《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
[8]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戊戌变法前后湖南乃至全国的所谓“新派”
并不全新，他们对“新政”
的参与和接受有不同程度的区别。
而“旧派”
也并不全旧，他们大都支持甚至提倡某种程度的革新。
但对当时人来说，新旧两党的人员分野基本是清晰的，新旧之争的存在也的确是时人的共同认知（新与旧正是当时人使用的语汇），故本文使用新派、旧派这样的词汇，主要指谓他们不同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及行为上都截然对立。
[9]陈鍫：《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并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时满清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分析》，见《戊戌变法史论》，9～12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
[10]E.H.r.Hay，Dec.14，1898，U.S.DepartmentofState，PapersRelatingtioedStates1898，Millwood，N.Y.：KrausReprierasFRUS1898），pp.223-224.
[11]本段与下段，参见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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