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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名记者陈景韩公开宣称：“今后之所望者，非他国之援助也，非政府之作为也，我国民而已。”
[18]他不仅呼应了陈氏弃政府而寄望于国民的观念，其所谓“他国之援助”
，也因应着陈独秀所说的“瓜分”
。
而梁启超在1915年6月发表的《痛定罪言》，更以主要篇幅讨论外国因素的影响和中国士人的自觉。
[19]
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主张以民为本，负“澄清天下”
之责的，却是四民之首的士。
伴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晚清逐渐兴起把国家希望寄托在一般人民之上的“民”
意识。
[20]但这一新兴的“民”
并未表现为一个思虑相近的整体，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天下重任的自觉意识。
陈独秀强调自觉心重于爱国心，已隐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国”
转向“民”
。
而“自觉”
的提出，尤意味着每一个体之“民”
都需要有所提高，以认识到自身的责任。
不过，当“民”
之规模乃数以亿计之时，他们就是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何况多数老百姓并无参与的愿望。
而当时正在兴起的青年学生，社会地位虽尚处边缘，却既有参与的意愿，其数量也大到足以左右其身与之事业。
陈独秀在致《甲寅》的通信中曾对举国之人多“无读书兴趣”
深感失望，也不看好办杂志。
[21]但其文章引起的热烈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
章士钊在讨论陈文的社会反应时特别指出：那时“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莫知所届者，日进而未有已”
[22]。
这一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所提示。
他随即决定创办《青年杂志》，专注于读书人中的青年一辈。
[23]
或因其自身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其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陈独秀似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梁启超也曾看重少年，但其主要关注仍在已确立社会地位的菁英身上）。
《青年杂志》创刊后不久，复由于偶然因素而更名《新青年》，无意中把范围缩小到青年中的趋新者之上，反增强了影响力。
这些直觉和远虑交织的选择，固半带偶然，却适应了中国社会变动的新趋势。
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一呼百应的契机，已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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