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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形成既早，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但在当事人心目中，陈、胡的领导作用是共同的。
陈独秀自己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60]胡适稍早也说，“五四”
学生运动，就是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
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
所酿成的。
[61]
实际上，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当年扮演的更多是后援性的荫庇角色。
但两人都提到蔡，凸显出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凝聚作用。
如前所述，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都因倡导者所具有的北大文科学长身份而增强了全国性的影响，然而陈独秀个人的道德问题也因此成为舆论的关注对象，并终成其离开北大的导因。
陈、胡二人也从此逐渐分道扬镳，更演化出不同的历史记忆。
当时北京新旧之争相当激烈，旧的一方曾以陈独秀私德不检为攻击目标。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汤尔和等浙江籍教授的策划和支持下，于1919年春决定取消文、理科学长，而改设一教务长统辖文理教务。
结果，启用他为文科学长的人为撤换他而废除了这一职位，陈独秀也因此改制而“自然”
成为普通教授。
“五四”
学生运动后不久，陈氏因发传单而被捕，释放后南下上海避难，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
[62]
这样看来，陈独秀和胡适共为年轻读书人“模范”
的时间，其实不长；所谓胡、陈时代，与康、梁时代同样短暂。
但两者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都不止于典范被共同接受的时段。
在瞬息万变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各类人物大都难逃章太炎所说“暴起一时，小成即堕”
的现象。
[63]但多数“小成”
者在时过境迁之后，便真成过眼烟云，不复为人所记忆；而这两个“时代”
，却都印证了历史的转折，成为一个思想时段的象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胡适后来认为，那次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决定，导致了陈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
，皆起于此。
故这一决定不但影响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
[64]不过，陈氏走向实际政治的行动，也有其半内在半外在的逻辑理路：从外在视角看，他在1919年5月已注意到当权的“少数阔人”
在面临提倡新潮者的挑战时，“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
，似已有运用国家机器处置的思想准备，则新思潮一方，或也须有相应的行动；[65]从内在理路看，既然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最后觉悟，则觉悟到了头，下一步也只能是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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