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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二十一条”
,参见ZhitianLuo,“NationalHumiliationandNatioheeseRespoy-oneDemands,”
ModernAsianStudies,vol.27,no.2(May1993),pp.297-319.
[12]笑(包公毅):《亦有国民意思之机关乎?》,载《时报》,1915年2月22日,6版。
[13]讷:《我国人亦思及此乎?》,载《申报》,1915年5月11日,11版。
[14]秋桐:《爱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6页(文页)。
[15]清末民初不少士人以为,由于社会的惰性,只有说革命才能实现改革;结果,以“故意激进”
的言论刺激听众,成为一种持续的言说模式。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60~61、282~28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章士钊和李大钊都看到了这一点,并参见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记者》,载《甲寅》,1卷8号,7~14页(栏页)。
[17]那时认识到区分政府与国家重要性的是章士钊,他强调:“今兹之所招厌于国民而吐弃之者,政府耳。
于国家无与也。”
故应“严为国家与政府之分”
,人民“爱国可耳。
决不能使此倚国家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
。
秋桐:《爱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2~6页(文页)。
其隐含的逻辑思路仍在声援陈独秀,即由于一般人未能区分政府与国家,为了不让政府分享其爱,人民其实可以不那么爱国。
[18]冷(陈景韩):《沉毅果决之国民》,载《申报》,1915年5月13日,2版。
[19]梁启超:《痛定罪言》,原载《大中华》,1卷6期(1915年6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0]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中国思想中的“民”
意识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21]CC生(陈独秀):《生机——致〈甲寅〉记者》,载《甲寅》,1卷2号,15页(栏页)。
[22]秋桐:《国家与我》,载《甲寅》,1卷8号,1页(文页)。
[23]按陈独秀本参与《甲寅》编务,他创办《青年杂志》,也与《甲寅》被迫停刊相关。
参见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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