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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前中国人的教育，类似于从小学外文，又借助这超越的文字，克服空间和时间之方言的隔阂。
如高本汉所说：在中国“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
。
中国历代“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
。
[36]
在士为四民之首时，读书人本是社会的榜样，于是通过能够运用此“超越文字”
的群体，形成思想和社会的重心，以凝聚整个的民族。
近代民族主义学理传入，基本在读书人中讨论，因早有书面文字的一统，中国不像欧洲那样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口语。
但当一部分士人想要跨出传统论域而诉诸菁英以外的追随者时，白话和国语（统一的口语）的重要性随之而增；而白话和国语的兴起，又进一步使民族主义走向下层。
然从更具体的层面细看，更本土的“国语”
，功效反而不如带有欧化色彩的“白话”
。
因前者面向大众，而后者更多针对边缘知识青年。
那时颇具理想主义且真想做点什么的，是边缘知青而不是大众。
换言之，新文化人想要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并非一个整体。
过去研究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方面的努力和成功。
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胡适晚年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
[37]实际上，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
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
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
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
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
从销售的数量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
美国学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
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
[38]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许多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方面竟然成功有限。
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
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
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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